运城环卫工定位器：别让数字监管沦为裹挟人性的电子镣铐

本报评论员白丽娜孟醒

近日一段来自海报新闻的视频在全网引发热议。雪天里的一句“不动就会被罚款”，让山西运城环卫工人佩戴定位器作业的现状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也让“数字监管”的冰冷一面刺中了社会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敏感神经。尽管当地城管部门迅速回应，澄清定位器初衷是安全保障与应急管理，并无“静止即处罚”的规定，却也间接承认了后台专人监控、休息设有时限的事实。一枚小小的定位工牌，将环卫工的工作与休息牢牢锁在电子轨迹里，让这群城市美容师在寒风中不敢停下脚步，其背后折射的，是数字化管理异化为工具化管控的思维偏差，更是对劳动者人格尊严与基本权利的漠视。在法治与文明的底色下，摘下这枚定位器刻不容缓，更要摘下那种将人异化为劳动工具的冷血管理思维，让环卫工的尊严不再被电子镣铐裹挟。

从法治层面而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应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劳动法》也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其中便包含了劳动者的休息权与人格尊严权。环卫工作者多为中老年群体，作为劳动场域中的弱势群体，其人格权本就因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存在一定限制，更需要法律与制度的特殊保护。运城环卫部门为环卫工配备定位器，即便初衷包含应急救助的合理考量，但将定位数据与工作考核挂钩、以电子监控限制休息自由的做法，已然突破了管理的合理边界。当数字化工具成为监视劳动者的手段，当户外作业的休息权需要向后台的电子警报妥协，这种管理模式不仅违背了住建部关于“合理安排环卫职工工作量和休息时间”的明确要求，更触碰了劳动法律制度中“保障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底线。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的管理权从来都不是无边界的，其行使必须以尊重劳动者人格、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前提，这是法治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

数字化管理本是城市治理升级的重要手段，其价值在于提升效能、优化服务，而非成为束缚劳动者的紧箍咒。从南通到运城，多地环卫系统尝试引入定位等数字化监管工具，初衷皆是为了规范作业、保障安全。但为何这类举措屡屡引发公众质疑？核心原因在于执行过程中，管理部门过度强调“管控”，却忽视了“关怀”；只追求劳动轨迹的规范，却无视环卫工作的特殊性。环卫工的作业场域在街头巷尾，受天气、路况等因素影响极大，雪天、酷暑等极端天气下，其劳动强度与作业风险远高于平日。此时，合理的管理应是灵活调整作业要求、增加防护保障，而非用电子定位划定僵硬的休息时限。当地工作人员称“会考虑环卫工体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后台的实时监控与潜在的罚款压力，早已让环卫工形成了“不敢停、不能停”的心理枷锁。当技术手段脱离了人性化的内核，即便没有“静止即处罚”的硬性规定，也会形成事实上的精神裹挟，让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失去自主与尊严，这与数字化管理的初衷背道而驰。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从来不是只看街道有多整洁、高楼有多林立，更要看这座城市如何对待那些默默付出的底层劳动者。环卫工人是城市的守护者，他们冒严寒、顶酷暑，用双手扫出城市的整洁，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与善待，而非被当作需要时刻监控的劳动工具。运城这起事件引发全网哗然，本质上是公众对环卫工群体的共情，更是对粗放式、工具化管理的集体质疑。公众心疼雪天里不敢休息的环卫工，实则是在捍卫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任何劳动管理，其底线都是对人的尊重。文明的城市容不下电子镣铐的寒光，更容不下将劳动者工具化的思维。如果一座城市的整洁，是建立在牺牲环卫工的休息权与人格尊严之上，那么这份整洁便失去了温度，这样的城市也难言真正的文明。

摘下定位器，并非否定数字化管理的价值，而是让技术回归其工具属性，让管理回归其服务本质。当地部门称将“优化管理方式，强化人性化关怀”，这份承诺需要落到实处。对于环卫工作的监管，不妨让定位器的核心功能回归安全保障，删除与考核罚款挂钩的设置；对于作业考核，应结合天气、路段、体力等实际情况制定灵活标准，而非一刀切地以电子轨迹论奖惩；更要畅通环卫工的诉求表达渠道，让他们的困难与需求能被及时听见、妥善解决。真正的城市管理，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刚柔并济的智慧——既要有规范作业的力度，更要有善待劳动者的温度。

劳动的价值，不仅在于创造物质财富，更在于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得的尊重与体面。摘下运城环卫工人身上的定位器，是对这群城市守护者的基本尊重，也是对劳动人性的捍卫。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应成为所有管理部门的警示：数字化时代的城市治理，技术永远是手段，而非目的；管理的终极目标，是让劳动者有尊严地劳动，让社会在法治与温情的共同滋养下走向更文明的未来。唯有如此，城市的街道才能更整洁，社会的底色才能更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