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冤负屈十六年——习仲勋蒙难岁月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9月24日至26日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在全会召开之前，还召开了29天的预备会议，为全会准备文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正是从北戴河会议起，即遭康生等人诬陷，被加上了“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种种莫须有罪名，立案审查长达16年之久，酿成了一桩株连数万人的旷世文字冤狱，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云波诡谲 祸起萧墙

1962年夏的北戴河会议，是党中央在连续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5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各方面都退够的调整方针，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之时举行的。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在内的农业、粮食、财贸、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到了8月5日、6日，毛泽东先是在华东、华中小组会议上开始吹风，继而在大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正式讲话，接着又于9、11、13、15、17、20日的6次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的讲话观点。他把党内一些认识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一些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言论，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由此，会议即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为主题。

习仲勋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在此期间，他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习仲勋在座谈会结束以后，去北戴河休息一段日子。8月24日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结束。会后，习仲勋即按周恩来安排到北戴河休息。

同一天，北戴河会议结束。习仲勋没有想到的是由一部小说引发的政治厄运猝然而至。

在刚刚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已开始给他罗织罪名，并把他和曾经共同驰骋西北战场，其时已挂甲京郊的彭德怀元帅所谓“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习仲勋冤案的发端，是随着彭德怀郑重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公正地审查和处理自己问题的长篇申诉，却被毛泽东认为是向党进行新的进攻，当作“翻案风”进行批判的不断升级而提出来的。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甚嚣尘上的声浪中，出人意料地又多出了一个杂乱的音符。

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同在当天结束。即在这一天，兼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听到了有关《刘志丹》小说的汇报，即偏听偏信，妄加推断，利用个别传言和捕风捉影材料，公然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和刘的妻子李建彤，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是“翻案风”中又一个“挂帅人物”。当天，康生给中央办公厅主任写信，说《刘志丹》小说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并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8月26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在北京举行。

习仲勋在北戴河休息了两天之后，便回北京参加八届十中全会。这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对于康生在北戴河会议上已将斗争矛头对准了自己的情况及其险恶用心，更是一无所知，没有丝毫的察觉和心理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先期重点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两个文件，批评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有深层研究的邓子恢所谓“单干风”；接着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有关文件。9月6、7日，6个小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就在这时，即把《刘志丹》小说和习仲勋联系起来，作为“翻案风”的另一个批判对象。

9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西南组会议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后来又说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中心的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迅速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于是，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096页。】

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断而又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又称之为《习、贾、刘反党集团》，说《刘志丹》小说就是集团的反党纲领。进而把习仲勋说成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是“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习仲勋面对这种猝然而至的狂热批判，难以抑制心中的平静，不得不郑重向党中央写信，申明自己及与《刘志丹》小说的来龙去脉。

由此，习仲勋的人生经历开始了一段坎坷漫长的被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岁月。

一部小说 浊清难辨

《刘志丹》小说的写作要追溯至1956年前后，当时是工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出版社特约国务院监察部主任监察专员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建彤执笔写作，因为李是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妻子，延安时期就有过文学创作经历，出版社觉得请她来写有许多的便利。出版社对作品的写作抓得很紧，并派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何家栋帮助指导写作。李建彤开始也认为这部书题目太大，思想、艺术上都没有准备，特别是同刘志丹相关的是一段复杂的西北革命斗争历史，怕自己拿不下来。习仲勋当时对以上情况还是闻所未闻。

李建彤写作态度是认真的。她专门请了创作假，与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一起先后在北京和陕西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在多个档案馆和资料室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作者知道习仲勋担任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刘志丹早期革命活动的战友，便拜访了习仲勋并叙述了工人出版社约写《刘志丹》的经过。习仲勋表示，②“写刘志丹回忆录我是同意的”。【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可以作为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的小说。1958年，作者写出以记述真人真事内容的《刘志丹》初稿，继而又改出第二稿。后作者在工人出版社编辑帮助下，历时三年终写成小说体裁的《刘志丹》，便送习仲勋审阅。

习仲勋对《刘志丹》书稿非常慎重。他特意找工人出版社总编辑、编辑室主任谈话。提出作品要注意思想性、政治性，要能够表现“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③【何家栋：《刘志丹》小说写作的前前后后，2005年3月18日。】。习仲勋还当面告诉李建彤：“写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到有关西北党史上的许多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断的革命回忆录岂不是更好？”但作者没有认真听取习仲勋的意见，坚持要尝试地写出来。为此，习仲勋还约请刘景范谈话说：最好能劝劝李不要写《刘志丹》小说，她没有参加过西北苏区革命斗争，不是非常了解这段历史，不一定能写得好。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建彤又是你的妻子，就是写得很好，也很难以避免引起对西北党史分歧意见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像高岗这样的历史人物，很难通过小说形式把握得准确。对此，我都有些犯愁，难道你们就没有顾虑?

刘景范听后表示愿意劝说作者改变想法，但又有点为难地说：她非要写，我也没办法。

1959年冬，习仲勋接到《刘志丹》小说修改稿清样。他在异常繁忙工作之余，粗略阅读了书稿后，仍然感到没有把刘志丹写好，仍然表示不同意写《刘志丹》小说。但李建彤强调说已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许多老同志如王世泰、张秀山、马明方、马文瑞等都是赞同写的。出版社还派编辑帮助写作。这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也劝习仲勋支持《刘志丹》的写作。刘景范甚至颇动感情地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

1961年春夏之际，李建彤又送来了修改清样。习仲勋委托秘书田方详细审读并提出意见。秘书审读后认为：“小说主要描写了刘志丹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从接受革命教育及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特别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既要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又要和党内‘左倾’盲动路线进行斗争，小说还表现了刘志丹对毛泽东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十分敬仰，再三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武装割据的思想；小说还通过许多动人情节，来反映革命领袖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非常感人。”④【田方：《习仲勋与刘志丹的荣荣辱辱》（油印稿）,1996年6月10日。】

习仲勋在听取了秘书对书稿意见以后，先后两次约请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编辑以及作者李建彤本人，就《刘志丹》小说进行座谈。马锡五是歌剧《刘巧儿》中的“马青天”的生活原型，与刘志丹同为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人，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熟悉陕北党组织的历史，在陕北的老同志中享有威望。习仲勋约请马锡五也参加座谈，除了希望其能对书稿中某些涉及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做出妥善处理外，还因为马锡五也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便于和这位老同志共同说服作者。习仲勋在座谈中发表意见说：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把刘志丹写成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并把这个胜利写成是全国革命斗争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习仲勋还说：“写西北革命，要写整个一个时代。思想呢?就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刘志丹具体实现。‘左’倾冒险最后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⑤【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难考验》(打印稿)，1996年6月15日。】习仲勋在谈到高岗时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岗的一些主张也是对的。但是，在书中最好不要写他。

座谈会以后，李建彤再次赴陕甘宁革命老区深入生活，于1962年改写出了《刘志丹》小说第五稿，在送习仲勋等人的同时报送中宣部审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这时已开始发表小说的部分章节。李建彤一边广泛征求意见，一边作第六次修改，准备正式出版。习仲勋告诉李说，要将修改稿送给哪些对西北党史有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审阅，宁可在出版之前让他们把意见讲出来，发现问题还来得及修改，避免在出版后引出乱子。但是，李建彤有些急，说她已取得中宣部同意，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还指定专人同她联系，作经常性的指导。正巧习仲勋一次在北京长安剧院看戏时与周扬相遇。周扬说，看了李建彤写的《刘志丹》小说样稿，觉得还写得不错，可以出版。习仲勋把周扬的原话告诉了刘景范、李建彤。刘、李自然是高兴的。

“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转载小说部分章节。他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95页。】阎认为，书中反映的许多重要问题与历史不符，在找李建彤谈话时发生争吵，即从北京饭店打电话问习仲勋：写《刘志丹》小说你是否知道?习回答说：在1960年以前我是不赞成写这部小说的，后来同意了，并要李建彤将小说样本送给有关同志审阅，征求意见后再出版。习仲勋还建议阎再找李建彤谈谈。阎红彦没有再与李谈，在要求有关报刊停止连载的同时告了康生。康生获此情况，要中宣部立即通知各报刊不准刊载小说。他武断地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而是反党“政治纲领”，进而穷追不舍。

9月13日，习仲勋给党中央写信，坚决不承认小说《刘志丹》是自己主持写的，坚决不承认康生强加给自己的罪名。这封信写出后的第二天就在全会的简报上刊登出来。他本想说明真相，洗雪不白之冤，未料却招致批判升级。39年后，习仲勋秘书范民新回忆这一事情经过说：“中秋节那天晚上，我正中南海划船，突然接到电话，让我很快去习仲勋家中。我去后看到刘景范、李建彤也在座，一起研究给党中央写信问题。习仲勋显然对手里拿稿子不大满意，就要我重新来写。我按照大家商量的意见另起草了一封短信，习仲勋修改签名后即送了上去。他当时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在遇上康生时，他还特别说明小说不是自己主持写的。但康生只是笑了笑。”⑦【范民新谈话记录，2001年6月6日。】。

9月19日，全会预备会公布了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于1959年9月19日写的揭发彭德怀的一份材料，涉及到习仲勋的主要是有关“陕北救了中央”等问题。党中央对这封信在时隔3年之后公布，它不仅加重了习仲勋的“罪责”，也预示着对习仲勋的批判和审查可能升级。

后来，《刘志丹》小说当事人之一、曾任该书责任编辑的何家栋如是说：第一稿出来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弄出来的，弄出来以后就送给习仲勋审查。其实何必去送他审查呢？现在想想，送给他审查就不大对，既然这样的一个事，就应该叫他避点儿嫌疑，可是当时又送去了，而且习仲勋还认真地看了，提了些意见。他的意见也没有超出常规，因为他还是说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这实际上还就是毛主席的那些话。

文字冤狱 元勋罢官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志丹》小说问题升级，批判“翻案风”声浪甚嚣尘上，一个现代文字冤狱已经铸成。习仲勋后来回忆说：“那个‘理论权威’⑧【理论权威，指康生。】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⑨【《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由于会议气氛处于异常紧张和扭曲状态，习仲勋的申述和辩解被认为“不老实”、“和党对抗”，而违心承认又招致没完没了的追逼批判。习仲勋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只好向全会请假。他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习仲勋的请求，得到了中央批准。

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并没有因为习仲勋的离开而减轻了对他的批判。9月24日上午，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开幕，毛泽东发表讲话。他唸了康生递的一个条子后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他讲道，1959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彭高饶反党集团成员习仲勋。毛泽东这些讲话不但对十中全会形成了极为错误的导向，而且在以后的数年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被林彪、“四人帮”集团奉为批判“文艺黑线”、扼杀文艺作品、制造现代文字冤狱的“最高指示”，严重影响了人民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进而扩大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酿成了空前的民族灾难。

9月24日，即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的第一天，康生提议并经会议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5人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全会将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三问题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重大事件。9月27日，中央全会正式通过决议，分别组成“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任主任，安子文、张达志、王恩茂、刘澜涛、等为委员。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专委会成立后立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也是仅有的一次全体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全盘审查研究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活动，在适当时机作出报告，提交下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发表意见的人不多。”⑪【刘澜涛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0月1日。】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形式进行。

全会在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初步为这桩文字狱所罗列罪状的主要内容是：《刘志丹》小说是“伪造党史”，把陕甘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小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小说中的“罗炎、许锺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随即，该书的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习仲勋被宣布停职检查。

会后，专案委员会指定专人清查清理习仲勋所有文书档案。习仲勋按规定将所有文件包括历次参加会议的笔记等，全部上交中央。

这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使习仲勋陷入极度精神痛苦之中。他回到家中后，沉默不语，暗自伤神。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找习仲勋谈话。陈毅快人快语宽慰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⑫【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周恩来拉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⑬【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周恩来、陈毅一番饱含深情的话语，在习仲勋的心头犹如春风拂动，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

“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习仲勋诚恳向周恩来表露了心迹。

许多年后，习仲勋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身处逆境时，受到周恩来特别呵护的情景：“周恩来同志让我的秘书，派车把我妻子齐心接回家来。她一到家，恩来同志就马上和她通电话，要她请假留在家里陪我，嘱她防备我有一念之差。我懂得恩来同志对我关怀至深，心里说，我一定听从总理的教导，革命到底，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微末力量。我不会有一念之差的。”⑭【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怀没有出席八届十中全会，但是当他听到在全会上也以“翻案风”批判了习仲勋等人时，心情异常沉重地说：“怎么他也出事了，我的问题怎么把他也连累了。”

八届十中全会在激烈批判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的同时，也指示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集中搜集一批反党文艺作品迅速上报，一时形成了会内会外到处抓“反党小说”的浪潮。中国作协党组也不例外地进行刊物杂志检查，并决定把一批“毒草小说”报到了中央全会，其中包括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清歌》。中宣部还根据康生的指令，追查习仲勋曾批示“同意发表”，刊载于1962年《红旗飘飘》第17期王超北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康生说，回忆录所写的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会外即提出这是习仲勋“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党活动”的又一严重事件。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习仲勋被安排在北京郊区的寓所“闭门思过”。“把自己过去的言行，作了一番搜查，那怕是一滴一点不利于党的言行，只要能记得起的，都陆续向党作了交代。”⑮【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8月9日。】到了1963年秋，习仲勋开始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检查报告”。他“检查”说：“自己在全国胜利以后，是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倒的一个人，丢掉了阶级斗争这杆枪”。但是，他还是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

不久，中央决定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到中央党校学习。

习仲勋住进了离中央党校不远的一处叫“西公所”的院落，开始了他两年多的学员生活。

习仲勋按照党校的安排，每天上午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下午就在院子里养花种菜，从不迈出大门一步，中央党校副校长贾震负责与他联系。贾震会隔上一段时间到“西公所”了解学习生活情况。20年后，他曾对金日成首相说起了这段往事：“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因为一本书的问题，我就靠边站了。一直到1978年2月，几乎16年我没有工作。但在开始时，中央的文件还都给我看。”

1964年底，习仲勋根据一年多来的学习和体会，写了一份“检查报告”。1965年夏，习仲勋致信党中央、毛泽东，郑重提出：“要求让我去农村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锻炼，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式的新的普通劳动者。”⑯【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8月9日。】也正是在这时，毛泽东认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向习仲勋宣布了中央让他挂职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的决定。习仲勋表示：一、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思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二、不做有损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三、不会自绝于人民。

在此之前，党中央决定将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委员会合并，同时决定成立西北调查组，集中调查核实习仲勋所谓的“反党活动”。9月7日，康生在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常委会开会时特别讲道：“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要松气（有人插话：他们一出去就会叫）；二方面还表示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⑰【林蕴晖：《毛泽东为什么派彭德怀去三线》，《百年潮》1998年第3期，第54页。】

1965年12月7日，习仲勋乘火车到达洛阳。习仲勋向厂领导表示：这些年我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一大二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次是挂职锻炼的，主要任务是劳动锻炼，不需要再休息，不承担分工的行政管理工作，但要保证每天有至少半天在车间的劳动时间。

习仲勋被安排在多工种汇集的第二金工车间的电二班参加劳动。他每天总是提前来到车间，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学习技术。经过一段劳动实践，逐步掌握了一些电钳工技术，并能独立地组装产品。下午，是习仲勋的读书看报时间。尽管环境发生了变化，他依然关心国内外大事，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开拓科学文化视野。闲时他也常到工人家中或单身宿舍串门，和工人们“摆龙门阵”，关心工人的家庭生活，帮助工人解决实际困难。

在洛矿一年间，习仲勋“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向工人同志学了很多东西”。⑱【习仲勋与金日成谈话纪要，1982年10月14日。】同时，他也以自己的言行教育和影响身边的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

文革狂飙 屡经磨难

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较为平静的挂职锻炼生活，很快被一场持续10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尽管他远离京畿，对这场风暴的酝酿和发动内幕一无所知，但还是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之中。

文化大革命初期，习仲勋通过内部传达文件，听广播、看报纸，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抱有良好希望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习仲勋对这场运动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对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产生了疑虑。他看到社会上一些革命小将以“破四旧”为名，把商店里许多烟、酒、衣物当街焚毁时心疼地说：这怎么行呢？商品是人民的财产，烧了多可惜呀!他看到红卫兵随意将一些领导干部或挂牌游街时说道：“运动搞得过火了，这样下去会搞乱的。”他还当面劝告一些年轻人说，搞文化革命不要损坏国家财产，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这时，已担任中央文革顾问的康生仍然没有忘记习仲勋。他在不同的群众场合多次点名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进行新的煽动和诬蔑。矿山机械厂墙壁上也贴上了大字报，关于习仲勋所谓“反党罪行”的流言蜚语也在洛阳传得沸沸扬扬。

1967年1月4日深夜，十几个黑色的身影，在夜幕下按照事先探知的路线快步冲到了洛矿厂二街坊4号楼2层，叩响了习仲勋住室的大门。原来这是西北大学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延安兵团”的红卫兵，他们从西安到洛阳长途奔袭，就是专程“揪”习仲勋到西安进行批斗的。造反派头头声色俱厉地叫嚷：“你是‘反党野心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在西北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把你带回西安批斗。你要向人民低头认罪。”

次日晨，习仲勋被西安造反派带到郊区一所小学临时住，又怕暴露“目标”，先将习仲勋转移到三原县，继而又转移到阎良镇。在阎良镇造反派突然将习仲勋交给当地一个工厂工人进行批判斗争。此时，西北大学另一个造反派组织――“文革筹委会”的红卫兵突然闯进了会场，将习仲勋从会场抢走，带回了西北大学管押批斗。由此，他备受造反派野蛮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摧残。

1月24日，西安地区19个造反派组织，在人民体育场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澜涛大会”。习仲勋和西北局、陕西省委多名领导干部被批斗。会后，又将他们分别押在十几辆卡车上游街示众。习仲勋身后的造反派还不时地将他的头压了下来。他觉得头脑昏胀，两耳嗡嗡作响。年过半百的习仲勋经过游斗后，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极大伤害。

2月17日，习仲勋写了一封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并转呈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的信，谈了自己近期的思想活动情况。他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他请求中央批准让自己“早些回到原工作单位，劳动锻炼，继续改造自己。”同时，他直陈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反常现象的看法：“现在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发展下去，局面将会不可收拾。”⑲【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习仲勋在西安的境况，引起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重视。2月13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和“西安地区大中院校造反派组织统一指挥部”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时，批评说：“打、砸、抢的口号是错误的。”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批斗的照片后，即严厉责问：“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你们抓住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⑳【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3月19日，陕西省军区遵照周恩来的命令，宣布对习仲勋实行军事管制。5月4日，习仲勋写信给周恩来：“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别人挨批挨斗。”他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作过交代和处理，应当有所区别，请求中央“最好让我早些回去，在原单位劳动锻炼，继续彻底改造自己。”㉑【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0月31日。】

进入6月以后，仅两个多月内，习仲勋“共参加群众批斗大会10余次，小会提问10余次。”8月5日，习仲勋就造反派勒令他揭发所谓“刘、邓黑司令部”的问题写了一份材料。9日、10日，习仲勋被迫向造反派递交了两份所谓“检查”材料，篇幅长达9000余字。17日、18日，习仲勋又向造反派组织写出长达1.5万字的《我的交代》、《我的履历》两份文字材料。24日晚，造反派再次召开批判斗争习仲勋大会。9月16日，陕西师范大学八一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在西安医学院举行与习仲勋“拼刺刀”大会。9月28日下午，习仲勋被陕西日报红激流战斗队“揪”到陕西日报社批斗。10月初，富平县造反派组织将习仲勋押回家乡进行批判斗争。10月10日下午，陕西师范大学八一战斗队和河南“二七公社”的造反派代表再次举行与习仲勋“拼刺刀”大会。时隔27天，即11月7日，该造反组织再一次举行“拼刺刀”大会，追逼习仲勋的所谓的历史问题。这一时期，咸阳的造反派还把习仲勋拉到咸阳国棉一厂、二厂、西北橡胶厂、民族学院进行批斗。

在这种无休止的批斗会、“拼刺刀”的折磨下，习仲勋感到自己“身体实在支持不了。”便于10月31日和11月初写了两封《给周总理并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信》和《给毛主席的信》。在信中他汇报了在西安10个月来受批斗和思想变化情况。信中再次流露出“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别人挨批斗”的意思。

1968年1月3日，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勋接回北京，由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采取特殊方式予以保护，从而他结束了整整一年被批斗的日子，又开始了漫长的“监护”岁月。

“监护”小屋 翘首云天

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形势下，周恩来决定由卫戍区对习仲勋采取“监护”，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下不得已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习仲勋也只是周恩来煞费苦心所保护的领导干部的其中之一。

习仲勋被监护在位于北京北极桥的交通干校内的一间小屋，监护所为他每天送一份《人民日报》，用以学习和阅读。有时，还可以在指定地点散散步，洗洗澡。当然要接受专案人员的审查讯问，并按专案人员要求无休止地写所谓的交代材料。

习仲勋曾告诉人说：“监护所内的浴室也很特殊，每个喷头都用木板隔成单间，高达3米多，但下面却离地面约l尺，使洗澡者互不见面，防止‘串连’和相互通气。洗澡时只能看见小腿和脚，这种被监护人员的特殊‘见面’，谁也不知对方是谁”。㉒【丁根喜谈话记录，1997年5月30日。】“为了锻炼身体，我就在小屋里转圈子，一边转，一边数，常常转到好几千圈，又倒回来，这七八年来，小屋成了我磨练毅力的小天地。”

习仲勋被监护日子，正是“四人帮”和康生直接控制操纵的各类专案加紧审讯“定案”的时候。习仲勋曾回忆说：“监护中的岁月也是不容易度过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还不放过我，想方设法折磨我。”一次，专案人员找习仲勋谈话，指责他写的材料不真实，交待问题态度不老实，并诬蔑他和台湾某人有联系，是里通外国分子。习仲勋情绪难以自已，愤而辩诬：这纯属诬陷，你们说出此话，有什么证据?

在漫长的监护日子里，习仲勋渴望看到外面多彩的世界。1965年12月，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四清”的习仲勋夫人齐心请了一天假回家看望了即要离京的习仲勋。夫妻一直再未相见，她在万般无奈之际给周恩来写信，请求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并希望与习仲勋会面。周恩来即批示有关方面妥善安排。

1972年冬的一天，习仲勋被专案组的人带到北京城内的一个地方，与等候的齐心和儿女们见面。他刚一露面，孩子们就一下子围了过来，亲热地呼喊着爸爸。习仲勋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习仲勋在监护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审查，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外，还要为他人的“外调”提供证言。这些外调材料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也包括历史上和他有过某种关系的人。习仲勋在写证言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一些无理要求，他或严词拒绝，或干脆缄口不语。

1974年12月27日，毛泽东对《刘志丹》小说案作了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翌年4月17日，专案组通知习仲勋说，可向毛主席写一封短信，越短越好。习仲勋在当天就写好了给毛主席的信。两天后专案组向习仲勋宣布：你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来人还特别说明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所谓严重错误，就是写《刘志丹》那本书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专案人员接着说，根据以上结沦，可以解除监护，但是中央决定让你“换个环境，休息养病。”

1975年5月22日，习仲勋刚刚离开监护所5天时间，便由河南省公安部门来人从北京乘火车接到洛阳。与上次不同的是组织上同意妻子齐心与习仲勋随行。

习仲勋再次下放洛阳，由于被认为他的问题性质同前次有了很大不同，所以没有再让他去洛阳矿山机器厂，而是将他“安置在矿山机械厂附近的耐火材料厂，同工人住在一起，继续监视行动，但总算有了一定的自由”，过起了“既不是党员，又没有工作”㉓【习仲勋与金日成淡话，1982年10月14日。】的生活。

“流放”的日子是漫长而难熬的，此时他失去了许多正常享的权利。面对压抑沉郁的境遇，他坚持有序的生活。清晨，他早早起床到厂子以南的南村堤坝上散步，锻炼身体。早饭后，到位于厂区东北角的职工澡堂洗澡，回来时顺便到厂宣传部借上一些书报拿回去阅读，遇上工人或农民群众便打打招呼、问问话。周而复始，天天如此。他曾意味深长地谈起这一时期的生活：“我在洛阳时，既不是党员，又没有工作，但可以和工人农民接触，同他们交朋友，说心里话，没有精神负担，每天早晨5点起床，然后散步到7点半，每次走18华里，风雨无阻。现在身体之所以健康，这是那时坚持锻炼的效果。恢复工作以后，就没有条件坚持这样做了。”㉔【习仲勋与金日成谈话，1982年10月14日。】

1975年8月底，习仲勋专案组派人来到洛阳，就审查结论征求意见。结论为：习仲勋问题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即维持犯有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严重错误的定性。习仲勋看后虽然内心异常不满，但觉得没有再增加新的罪名，即表示基本同意。但他认为审查结论中有两段文字完全是凭空捏造，要求作出实事求是的修改，并明确表示：我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在未修改之前，他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但是，专案组人员坚持要习仲勋写出书面意见，表明基本同意审查结论草稿最后一段话才肯带走。此后，一场经毛泽东同意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这个运动否定了邓小平在整顿中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习仲勋的审查结论便无人问津了。

1976年是个多灾多难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元帅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习仲勋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就在周恩来逝世消息播出当天，他沉痛致信周恩来治丧委员会邓小平转邓颖超的唁电。电文称：“惊闻噩耗，不胜悲痛至极，不能亲临悼念，深为终身憾事。”

4月7日晚，习仲勋在居所楼下一个工人家庭里收听新闻广播，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他猛地拍了桌子说道：“简直胡说，人民悼念总理有什么错?邓小平这个人我了解，毛主席都说他是柔而有刚，哎，中央又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声长叹，深为党和国家的多灾多难感到担忧。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彻底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标志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灾难结束。10月14日，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次日，习仲勋致信华国锋，祝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他在信中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尾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冰触雪化日，岁寒知松柏

习仲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残酷迫害，直到1978年复出工作，被审查、下放、关押、监护蒙冤受屈达十六年之久。

毛泽东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但是由于他的一句话，直接导致了小说《刘志丹》冤案的发生。他后来曾讲：“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㉕【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批示重新审查此案。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案进行了复查，并于1979年7月14日向党中央写出《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提出：（1）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的约稿，并非康生说的“蓄谋已久”，同习仲勋没有关系。（2）习仲勋只是在1960年向作者和工人出版社的同志谈了两次他对《刘志丹》稿样的意见，除此，对小说创作没有过问过，康生说习仲勋是此书的主谋、“第一作者”是没有根据的。习仲勋两次谈话内容也是正确的，康生说习企图在小说中把陕甘边写成“中国革命的正统”和“中心”，作为“篡党篡国的纲领”，全属诬陷不实之词。（3）习仲勋在被审查时向党说明真相，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更不应该以此定案。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把这部小说定作毒草的4点理由是和小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反党集团。’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党中央于8月4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并指出：“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6页。】

为了更严肃慎重处理好这一株连甚广的政治文字冤狱，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了复查，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因此案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贾巨川老师与习老在深圳

习仲勋及《刘志丹》小说冤案发端于党的中央全会，在述及习仲勋生平经历时，本文难以回避对一个重大历史课题的研究和探讨，不能不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八届十中全会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断。曾参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深中共领导人薄一波如是说：“1962年下半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很突出的。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不同主张，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从而，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成了反右。”㉗【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70页。】

“公道自在人心”。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及其对小说《刘志丹》问题的处理，已经过去了40余年，许多当事人也已故去。然而，历史不会忘记，“利用小说反党”这个命题从一提出，就引起许多有识之士和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党内也有不同意见，一些专家学者还尖锐地指出了其在理论逻辑上的谬误。韦君宜先生在她的《思痛录》中写了一段话，颇发人思考。

“在这个会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其具体所指是小说《刘志丹》，实际波及的范围更广。……这个案子除了狠狠整了作者之外（这是惯例），还波及到作者的丈夫刘景范，即刘志丹烈士的弟弟。还拉上审稿的习仲勋，竟说成他是主谋，是阴谋替高岗翻案，亦即反党。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立予撤职，这种做法，实在说不出理由。他们要反党，要夺权，写这么一部小说干什么?一般读者连看也看不出其中有高岗，起什么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读者因此对高岗有一点点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党?逻辑也说不通啊?可是当时就这样定了案，把一个国务院副总理撤了职，什么工作也不给。

……就这件事对他的处理，的确使人感到不公平。我起初还摸不清真相，以为上面一再传达“有反党集团”，……也许习仲勋、刘景范他们这一批西北干部，曾一起秘密议论过什么为高岗抱不平的话，或者说过什么对一些做法不满意的话，这也属于人之常情。他们本来和高岗是一起干过多年的。但我觉得即使如此，也不应当雷霆万钧地搞得那么厉害,说成反党。反党得要主张推翻共产党，才说得上。他们这些从小当红军出身的人。如果推翻共产党，可上哪儿去呢?这可能吗?”㉘【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89页。】

来源：河北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