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公然践踏法治尊严？

谁在公然践踏法治尊严？

——从停车欠费“天价罚单”看公共契约精神的崩坏‌

本报时政评论员芦葆霖

广西玉林一场看似普通的停车费追缴事件，却撕开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一道暗疮：当36299元的天价停车欠费单被公然公示，被“纳入失信名单”成为催缴武器，我们不得不质问——究竟是车主在过度侵占公共资源，还是某些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正在瓦解法治社会公益事业的根基？

一、“合法外衣”下的权力傲慢：公共资源岂能沦为收割工具？‌

云停公司高举“依法取得经营权”的大旗，却将公共道路泊位异化为牟取暴利的私有工具。数据显示，玉林城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万元，而公示车主最低欠费已达17249元，相当于普通人半年收入。这种畸高欠费背后，是否存在定价机制不透明、计费系统漏洞百出、催缴程序失当等系统性掠夺？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企业以“维护公平”之名行“暴力催收”之实，公共财政与私营利益的边界早已模糊不清。所谓“停车费上交市财政”，不过是给资本套上行政权力的护身符——若真为公共利益，为何不公开收支明细？为何不召开听证会？法治社会的要义在于程序正义，而非一纸招标文书就能掩盖利益输送的实质。更何况，就算是维护公共利益也应该通过正当程序，设定权利（价格）的边界，岂能随心所欲，恣意妄为。

二、“失信威胁”背后的法治危机：谁在滥用司法公器？‌

资阳、曲靖等地“不缴费就上黑名单”的粗暴逻辑，暴露了基层治理中令人胆寒的权力任性，或者说更准确的定义是权利寻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唯有经司法裁判并启动执行程序，经申请强制执行仍拒不履行，法院审查认定符合失信情形并作出决定后，才能够将个人纳入失信名单。因为纳入失信名单的本质是对公民个人信用及名誉的剥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依法必须经法定程序由司法机关予以执行。

而今，某些企业竟将司法威慑作为催收手段；更令人不安的是，相关地方司法机关也敢于违反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予以配合，这不仅是对司法程序制度和公信力的公然挑衅，也是对法律尊严的赤裸裸践踏！

对此，澳门特区也有着类似但更直白的法律原则性规定：私权救济绝不可僭越司法程序。若放任企业以“信用惩戒”要挟公民，明日菜市场摊贩是否也能自行宣布顾客“失信”？当法律沦为资本恐吓平民的工具，契约精神便成了弱肉强食的遮羞布。

三、“沉默大多数”的集体觉醒：我们究竟在为怎样的未来投票？‌

支持催缴的网友高呼“用了就该付费”，却选择性忽视更深层的制度暴力——当公共道路被资本圈地收费，当市民回家必经之路成为24小时收费场，这种“合法抢劫”与封建时代的“此山是我开”何异？

那么，道路公共停车位收费有没有法律依据呢？一般认为，道路公共停车位收费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该法允许政府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划线设置停车泊位并收费，以缓解停车难问题。‌注意，其立法目的是缓解停车难的社会问题，而不是赚钱，不管是公共财政收入还是私营收入，都不应该成为设定停车费的最终目的。

数据显示，我国道路泊位租金收益率普遍高达300%，远超国际公认的公共设施合理回报率。珠海市此前宣布出让市政道路停车位经营权20年，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市民质疑合法性和公平性，官方称收费将按政府定价执行，但没有宣布收费定价的具体金额。如果按珠海官方宣布的最低年度出让费1538元，与玉林公示的36299元天价停车欠费相比，收益率可达2300%。这比贩毒的利润还高啊，也不知道玉林的停车位出入费是不是比珠海的高很多，以至于会产生这么高的停车欠费？

对此，澳门《公共地方总规章》有明确规定：道路属全民共有资源，任何收费须经全民利益评估，尽管澳门的公共停车位也是出让给私营企业，公众并不参与评估。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公共资源的利用通常也需要依法设定行政许可。但内地某些城市，将市民的“行路权”打包卖给企业，这本质上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变相剥夺。当36299元欠费单背后是打工者三个月的血汗钱，我们怎能轻飘飘一句“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