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策：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

 

东周策：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

文/张海星（澳门法治报评论员、经济学博士）

 

一、九鼎之争：弱国博弈中的信用困境与战略短视

 

《战国策·东周策》记载“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的典故，恰是东周王室衰落期的缩影。原文为：“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颜率。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尽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解之。’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

 

其译文为：秦国兴师威胁东周，向东周君索要九鼎，周君为此忧虑不安，就将此事告诉了重臣颜率。颜率说：“君王不必忧虑，可由臣往东去齐国借兵求救。”颜率到了齐国，对齐王说：“秦王暴虐无道，要兴师威胁周君，并索要九鼎。我东周君臣内部寻思对策，认为与其将九鼎交给暴秦，不如送给贵国。挽救面临危亡的国家，必定赢得美名；如得到九鼎这样的重器，又获得巨大的实惠。但愿大王能认真考虑！”齐王听了非常高兴，立刻派遣五万大军，任命陈臣思为统帅前往救助东周，秦军因此退兵。当齐王准备向周君要九鼎时，周君又一次忧虑不安。颜率说：“大王不必担心，请允许臣东去齐国解决这件事。”颜率到了齐国，对齐王说：“东周仰赖贵国的义举，才使我君臣父子得以平安无事，因此甘愿将九鼎献给大王，但是却不知贵国要从哪条道路把九鼎从东周运回到齐国？”齐王说：“寡人准备借道梁国。”颜率说：“不行。因为梁国君臣很早就想得到九鼎，他们在晖台和少海一带谋划这件事已很长时间了。所以九鼎一旦进入梁国，必然很难再出来。”于是齐王又说：“那么寡人准备借道楚国。”颜率回答说：“这也不行。因为楚国君臣为了得到九鼎，很早就在叶庭之中进行谋划。假如九鼎进入楚国，也绝对不会再运出来。”齐王说：“那么寡人究竟从哪里把九鼎运到齐国呢？”颜率说：“我周王室也正私下为大王这件事忧虑。因为九鼎，并不像醋瓶子或酱罐子一类的东西，可以提在手上或揣在怀中就能拿到齐国的，也不像群鸟聚集、乌鸦飞散、兔子奔跳、骏马疾驰那样飞快地进入齐国。当初周武王伐殷纣王获得九鼎之后，为了拉运一鼎就动用了九万人，九鼎就是九九共八十一万人。还需要有士兵工匠等人力、相应的搬运工具和被服粮饷等物资作为配套。如今大王即使有这种人力和物力，也不知道从哪条路把九鼎运回齐国。所以我私下在为大王担忧。”齐王说：“贤卿多次来我齐国，说来说去还是不想把九鼎给寡人！”颜率赶紧解释说：“臣不敢欺骗贵国。大王尽快决定从哪条路搬运，我们就听候命令迁移九鼎。”齐王只好停止索要九鼎。

 

当秦国以武力索求九鼎时，周君陷入“与秦则国危，不与则兵至”的绝境。大夫颜率以纵横家的机敏，先借齐国之力退秦兵，再以“鼎重难迁”为由推诿兑现承诺，终以“保鼎”之名行“失信”之实。这一过程中，颜率的策略虽解一时之困，却将东周推向更致命的深渊，天下诸侯对周室的信任彻底崩塌。

 

西周灭亡的前车之鉴本应警醒后世，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戏谑视信用，终致犬戎破镐京；东周王“惜鼎欺齐王”以权谋弃信用，终使“天下共主”沦为虚名。两者殊途同归，印证了“信不立则王不存”的铁律。而周王在关键时刻的战略选择，更暴露了衰落政权的致命短视，选择了“保鼎失信”的下策，死守象征权力的空壳，却丢失了支撑权力的根基，是东方政治哲学中“舍本逐末”的典型镜像。

 

二、从九鼎到天下：阳谋与阴谋的本质分野

 

颜率的策略，本质是战国纵横家的“阴谋思维”，以即时利益为导向，借矛盾转移危机，却始终回避根本问题。当颜率对齐王说“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以运输难题搪塞时，看似保全了九鼎，实则将周室的信用彻底透支。正如西周因“烽火戏诸侯”失信而亡，东周因“欺齐保鼎”失信而衰，两次灭亡的内核，都是对“信用”这一政治根本的背离。

 

与之相对的“阳谋”，则是一种立足长远、公开透明、以规则构建秩序的治理逻辑。商鞅“城门立木”立信，看似仅为推行变法，实则是以“一诺千金”重塑秦国的制度信用，为后世统一六国奠定根基。这种阳谋的核心，在于“以信立规，以规聚势”，凭借对人性本质与时代趋势的深刻洞察，构建让各方主动参与的利益共同体。东周作为天下宗主国，本应承袭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阳谋传统，却沦落到以阴谋求存，恰是其政治哲学堕落的明证。

 

 

三、东方阳谋的现代回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因

 

从九鼎之争的历史镜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实践，东方政治哲学始终贯穿着“阳谋治天下”的主线。这种“阳谋”的核心，在于三个层面的传承与超越：

 

- 以信为基的合作逻辑：周室因失信而失天下的教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互利共赢”形成鲜明对照。前者将信用视为可牺牲的工具，后者则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基本准则。正如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坚持“言必信、行必果”，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破地缘壁垒，用项目履约率超过90%的实践，重塑国际合作中的信用体系，这种信用是共同体存续的血脉。

- 以势为导的格局思维：东周放弃“联齐复宗主权”的上策，固守“保鼎失信”的下策，本质是陷入“守成”而非“创势”的困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则突破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以“天下大势”为导向，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面前，倡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共生理念，将各国利益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网络，是东方阳谋“因势利导”的现代演绎。

- 以义为核的价值追求：九鼎作为权力象征，在东周眼中沦为单纯的器物，而失去了“定鼎天下”的道义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则重拾“义利兼顾”的东方智慧，既承认各国现实利益诉求，更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价值共识。中国在国际援助中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在全球治理中推动“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正是以“义”统“利”，让共同体不仅有利益纽带，更有价值共鸣。

 

四、结语：从九鼎的象征到共同体的实践

 

秦求九鼎的故事，终以周室“保鼎失天下”落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正以“立信聚天下”开启新篇。两者的分野，在于是否理解：真正的“天下”从不是靠器物（九鼎）或强权（霸权）来定义，而是靠能让人心凝聚的价值与规则。

 

东周的悲剧警示我们：将权力象征凌驾于信用之上，将短期苟存替代长远布局，终将被历史抛弃。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恰是对这种短视思维的超越。它承继东方“阳谋治天下”的智慧，以信用筑牢根基，以格局引领方向，以道义凝聚人心，在全球化时代重建“天下一家”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不是复古的想象，而是历史教训给予现代世界的最珍贵启示：唯有以信立身、以义为利、以和为贵，才能真正实现“万物同频，天下归心”。

 

责任编辑 吴永豪

 

 

 

 

创建时间：2025-07-22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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