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相】战斗在窟野河两岸：神府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上）

1931年，在南方工农武装暴动的巨大影响下，神木南区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打土豪、斗地主、筹款筹枪的活动。1932年，贺家川的共产党员贺万生率众抗捐抗税，因为没有武器，借助于山西罗峪口镇当过土匪的马旺全，结果斗争成果全被马旺全侵吞。贺万生本人也被捕惨遭杀害。同年，陕北特委派来神府的老韩（韩生杰）、老常（雷合）两位同志，奉命截取高家堡绅士郝逸卿送往县城的税款，不料被敌抓获，枪丢人亡。后来在沙峁镇、王桑塔、杨家沟等村，也发生过斗争地主豪绅、筹款夺枪的事。1931年秋至冬，红二十四军由山西转战神木、府谷北部。由于未能及时取得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孤军作战，结果失败。

这些斗争虽然失败了，共产党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对年轻的南区党组织和广大群众来说，却具有深刻的启蒙作用。尤其红二十四军的覆没，更使党和群众深深认识到，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才是根本的出路。1932年秋天，根据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中共神木南区区委陆 续派遣我和杨文谟、温治恭、温治景、王金泉、王兆贤等同志，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改为红二十六军 )。我和王金泉、王兆贤是第二批走的，一直找到甘肃合水县的连家砭，才找到部队参了军。

在红二十六军里，我学会了骑马、打枪。经过几次战斗和打土豪、分浮财斗争的锻炼，我由一个战士成长为警卫队长，还担任过党支部书记、团党委委员。

1933年8月，我和高照（葭县人）、牛岗（米脂人）共同要求回陕北工作。习仲勋和张秀山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并写信把我们介绍给陕北特委。我们3人经甘肃庆阳进入三边，回到神木南区。在温家川小学见到区委负责人乔钟灵，他看了介绍信后，向我介绍了当时党的活动情况，并告诉我 ：“特委委员马文瑞在咱这儿，过几天他会来找你谈的。”

过了几天，马文瑞找我来了。他向我传达了陕北特委高起家坬扩大会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精神，说 ：“特委决定在神木、府谷地区创建红军游击队，让你也参加。”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 事情，就当即高兴地接受了任务。马文瑞又对我分析了神府地区创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当时，神府地区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发展，仅神木南区就有十几个支部，200多名党员。

陕北特委对在神府开展武装斗争非常重视，1933年春接连派崔田民、张达志、刘晓春（又名张毅忱）等，到神木宣传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 ；宣传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南方创建红色根据地的情况 ；宣传刘志丹、谢子长领导陕甘红军打击敌人的情况。从而使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在神府党、团员和一部分群众头脑里深深扎了根。南区区委及其主要负责人贾怀光、贾令德、乔钟灵等，为开展武装斗争，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组织 发动和筹备工作。他们发动党、团员募捐和打土豪筹款买枪，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往出拖枪，请工匠打造刀、矛和土手枪等  武器。

那时候，搞到一支枪可真不容易。神木南乡区委花150块银元 ,在高家堡买 到一支驳壳枪 ； 又花40块银元在菜园沟刘烈俊家买到一支步枪 ; 党员刘北垣（长德）通过亲戚搞来一支手枪。区委派邱家墕党员邱底鱼到神木县城国民党驻军当兵 , 邱底鱼当了8天兵就开了小差 , 背回来一支步枪、15板子弹。除了这4支枪 ,元昌湾的王伯林和山西兴县过来的铁匠大环为特务队打造了一些大刀、长矛、土枪。

我记得邱底鱼背回枪那天，我正在贾家沟贾怀忠家里，贾怀忠见邱底鱼背回枪来了，高兴得连声大喊：“这下可有办法了！可有办法了！ ”搞到的武器尽管数量少、质量差，正如同志们开玩笑说的 ：“三颗子弹的八音子，石头捣的六轮子。”但毕竟为创建游击队创造了最起码的条件。

1933年秋天，中共神木县南区区委根据陕北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对建立游击队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讨论，确定了参加游击队的人员，并决定10月18日（农历八月廿九 ) 在尚家岊召开游击队成立会议。我在会议前一天接到通知，当时住在距尚家岊20多里的康家山。18日一清早，我兴冲冲地向会议地点赶去。

尚家岊在温家川西山上的一个小山坬里，全村只住一户人家，主人叫张景新，有三孔窑洞，尽管离大路只有十多米，如不注意却很难发现这里有人家。我在半路上碰到也是去参加游击队的葭县乌镇青年学生小刘（刘增吉），去时，区委书记贾怀光已经先到了。过了一阵，其他同志也陆续到了。有陕北特委派来的绥德人李成兰和他的弟弟李成荣。李成兰和我在红二十六军已经认识，这次又遇到一起了。还有清涧人高家德，本县贾家沟的贾兰枝，申家墕的乔六十。人一到齐，贾怀光就宣布 ： “神府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组织今天正式成立。经陕北特委批准，它的名字暂称‘特务队’，队长李成兰，政委王兆相，队员是今天到会的5位同志。”他又讲了特务队的任务是 ：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打地主、拉豪绅，镇压反革命分子，还要准备和白军打仗。主家张景新为祝贺特务队成 立，专门宰了一只羊。会议开完后，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羊肉， 热烈地议论着特务队的当前活动和发展远景，一个个都很兴奋。 我的心情也很激动，觉得自己参加游击队的愿望实现了，为人 民报仇雪恨的日子就要来到了。

二、打豪绅、除恶霸

特务队成立的当天晚上就进行了第一次行动——打击温家川土豪温士尚，并决定以红军的名义张贴布告。

我们分两路去抓人，结果两头都没有抓到温士尚，队员小刘还走火打死温家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我们觉得影响不好，准备好的布告不出了，迅速撤到窟野河东山上的长坡村党员刘文祥家里。不料消息走漏，阎家堡豪绅阎守仁报告给驻盘塘镇的国民党军队鲁仰尼连。鲁仰尼派出两个排来抓特务队，一个排由阎守仁带路到长坡村，一个排由我们村的王科成带路到王家后坬我家里。我们得到消息后，立刻转移到窟野河西山去了。 敌人没抓到特务队，就把刘文祥伯父和我父亲抓去，放火烧了  两家的窑洞和财产。敌人把两位老人吊在房梁上，用皮鞭抽、 烙铁烙，百般拷打，也没有得到特务队的一点情况。可是地主豪绅们却借温家川事件把特务队说成是“土匪”, 大肆嚎叫：“王兆相当了土匪”,“特务队不分贫富，一概都抢”等等。我们当时对“土匪”这顶帽子很反感，觉得应该尽快揭穿敌人的污蔑， 同时消除群众的误会。

特务队转移到西山后，原准备解决高家堡民团，但高家堡党支部不同意，说他们可以借这个民团作掩护，以便长期活动，于是我们放弃了这个计划。这时候，陕北特委派高朗亭和一个姓罗的同志来支援神府，大家感到非常高兴。

一天，区委书记贾怀光派人送来信，要我们立即返回窟野河畔打击敌人，特务队当夜返回窟野河西的康家山隐蔽住下。 贾怀光赶来说，贾家沟的贾正官和贾凤隆，曾多次带领敌人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区委决定处决这两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那天正好是贾凤隆的妹子出嫁，我们化装成贾家阳崖的民团，大摇大摆地进了贾家沟。贾凤隆家里张灯结彩，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我们找到贾凤隆，假称要他带路去抓共产党。

贾凤隆高兴得眉飞色舞，忙撂下家里的事跟上我们就走。我们 又要他带路把贾正官也找来，他把我们引到贾正官家。贾正官 一出来，队员们马上七手八脚地把两个家伙扎扎实实地捆了起 来，就地一起处决了。我们在贾家沟村贴出红军特务队的第一 张布告。除历数贾正官、贾凤隆的罪行外，布告说明我们特务 队是要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取消苛捐杂税、地租和高利贷，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的革命 宗旨，为特务队“正名”。

镇压“二贾”以后，特务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插到窟野河东的阴寨子村，去抓地主乔世元。不料乔世元不在家，只抓到他的弟弟乔世清。经向群众了解，得知乔世清比较开明，没有什么恶迹，我们就对他讲了我党的政策，两天后让他家里用 钱赎回去了。乔世清回去后逢人就讲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好，讲道理，有本事。”此后，我们又在葭县北沙坡西沟村、尚家峁村南路，镇压了国民党神木县政府派下来的几名收款衙役狗腿子。这些活动一下子震动了四乡，群众到处传颂“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专为老百姓办事的”。原来不明真相的群众，听说我们杀的全是恶霸豪绅和衙役狗腿子，还给穷人分钱分物，就不再相信敌人那套反动宣传，而且把特务队当作自己的军队，千方百计支援我们。有的把自己的亲人送到特务队当红军。王家后坬的王补梅老大娘，把两个儿子都送到了特务队。她自己还经常为特务队站岗放哨，缝衣做饭，看护伤病员，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王 妈妈”。

有了群众的拥护，我们纵横驰骋，如鱼得水。常常是白天隐蔽休息，夜间四处活动，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除恶霸等党的政策，组织秘密农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等，今天在东山，明天到西山。为了不使群众受牵连，不给党、团员惹事， 特务队就到那些比较开明的小地主、富农和村长家里住宿，让他们公开接待我们。这样一来，这些人便不敢公开告发我们了。 同时，也使他们觉得红军并不像敌人说的那样可怕，有的就慢 慢靠近我们。

红军的影响日益扩大，那些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纷纷逃进县城和驻有国民党军队的集镇。县里的衙役不敢下乡收款催税了，地主不敢逼租了，高利贷者不敢讨债了， 贫苦农民觉得气好出一些了。

陕北特委一直关心着神府游击战争的发展。11月初，又派马佩勋、马万里、张衡3位同志来支援我们，并带来了3支驳壳枪。特委在我们最需要武器和有经验的军事人才的时候，给我们派来人、送来枪，使大家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我们趁热打铁，打击了龙尾峁的一个土豪，缴到一些大烟土和几匹骡子。事后，队伍撤到虎头峁宿营，派贾 如胜等同志给特委送去两匹骡子，剩下的由曹世华拉到山西去 卖。夜里，马佩勋的手枪不慎走火，击伤李成兰的膝盖骨。枪 声暴露了目标，部队必须迅速转移。于是把李成兰送到刘家老 庄养伤，留下李成荣和乔六十照顾他。谁知我们走后不久，他 们三个便被敌人发现了。李成荣被烧死在地窖里，乔六十被捕 后壮烈牺牲。

三、九坬村、太和寨战斗

马佩勋等同志还带来陕北特委改编特务队为陕北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的决定。当时陕北特委领导的工农红军游击队共有5个支队 ：第一支队在安定，第二支队在清涧，第三支队在神府，第四支队在葭县、吴堡，第五支队在绥德以南。1933年11月7日，在松树峰，贾怀光代表陕北特委宣布将特务队正式改编为陕北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王兆相，政委马 万里，队员近 20 人，有枪五六支。

三支队成立后，围绕活动方式问题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游击队力量弱小，缺乏经验，不能跟敌人硬拼，不能让党组织和群众受不必要的牵连和损失 ；一种意见则认为既然干共产党红军，就不能怕这怕那，应该和敌人公开大干，不要怕群众受损失，受了损失可以逼得他们起来造反。这两种意见的分歧，影响到本地和外来干部以及支队领导之间的团结。

1934年农历二月，神木县委成立。春节前夕，陕北特委派刘晓春来神木传达了特委的决定 ：由高朗亭任三支队队长、刘晓春任政委 ；调马万里和王兆相回特委工作。显然，这是特委为解决两种意见之争而采取的组织措施。我因路线不熟未立即去特委，向县委请假回了家。

不久，县委书记贾怀光来信，说三支队公开活动后屡受挫折，几位领导陆续回了特委，命我重返三支队任队长，他自己亲任政委。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三支队总结经验教训，恢复了隐蔽活动的方式，群众也积极地协助我们。比如，我们到哪个村宿营，这个村的群众就预先把狗关起来，或把狗嘴封了，不让它吠叫；有的群众跟在我们背后用树枝、扫帚把我们的脚印除掉。 群众对我们的行踪守口如瓶，使敌人像聋子、瞎子一般。一次， 我们住在高家塔村一个独户人家，敌人突然来了，主家不慌不  忙地把敌人让进另一孔窑洞，点烟递水招待起来，敌人转了一圈，看不出什么破绽就走了。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就在隔壁窑洞里 严阵以待呢 ! 当然，我们也有许多活动是公开的。如向群众作公开宣传 ；打了土豪，公开给群众分粮分物 ；对民愤很大的地主，坚决公开镇压 ；民愤不大，分了浮财就放了。

那时，敌人在盘塘镇、沙峁镇、万户峪、沙峁头各驻一个连，贾家阳崖有一个地主民团。他们往往是哪里出事往哪里跑，又一次次扑空，真是堵不胜堵，防不胜防。而我们则配合地方 党组织，到处组织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秘密发展党、团员，建立村政权。结果敌人在那一带的基层政权基本上被我们摧垮了，处于瘫痪状态，受压迫的老百姓开始直起腰杆，扬眉吐气了。

4月间，根据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三支队首战驻沙峁镇的警察队失利，牺牲战士白明千。部队撤到呼家庄时，陕北特委派杨文谟回到三支队，接替贾怀光担任了三支队政委。杨文谟在红二十六军任过指导员，打仗勇敢，有作战经验，尊重地方党组织，他来当政委，大家很高兴。虽然沙峁镇主动出击受挫，但大家毫不灰心，决心再战。一天，部队驻扎在孟家墕村。早饭后，大家正在议论如何镇压附近村庄的恶霸和白军时，黄家 墕村的黄进山满头大汗地跑来报告说，贾怀德民团大队长王全誉，带着 5 名团丁回到了九坬村，要我们快去收拾这个家伙。

我们当即决定出战。在战前班长会上，杨文谟说：“咱们枪少、 子弹少，看不见敌人不要打枪。要向敌人喊话 ：不要为王全誉 卖命，缴枪不杀，还给路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 解放穷人的。仗打响后，人人都要听指挥，要紧紧包围住敌人， 不要让他们跑了。”接着我作了战斗部署，一班和二班分别从东 西两面包围敌人住的房子。

吃过中午饭，由黄进山带路，部队不多时就到了九坬村，按计划很快包围了敌人住的院子。战斗不到一个钟头，俘敌3人， 缴枪5支，子弹十多排，我方无一伤亡。只是王全誉跑了。战斗结束，杨文谟政委向俘虏们宣传了我党的政策，要他们回家去好好劳动，不要替地主老财卖命作恶，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给每人发了一块钱路费后就把他们释放了。

九坬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三支队的士气。当时，敌人为了对付游击队，组织了许多地主武装，贾家阳崖、万户峪、乔岔滩、太和寨等地都有地主民团。太和寨民团团总王进成是个恶霸地主，民愤很大，22个团丁多数是地痞、流氓和烟鬼，没什么战斗力，民团驻地也没有什么防御工事，距周围敌军据点很远。贾家阳崖 贾怀德民团虽然离得较近，但贾与王之间矛盾很大，而且贾怀德本人比较开明，他的两个弟弟贾怀智和贾怀安都是我党党员。所 以我们决定九坬村战斗后再战太和寨民团。

6月30日，我们先派贾怀安回去告诉贾怀德，三支队打击的目标是王进成民团，没有打他的意思，请他放心。但是，考虑到他离王进成民团太近，打起来他不增援王进成，国民党驻军不会答应，所以请他把民团拉到四五十里以外的沙峁头去。贾怀德听从了我们的意见，当下就把民团拉走了。当我们到阳崖上村时，发现情况不明，就撤到白家沟。次日，我化装成锄地的农民，到太和寨村对面山上侦察地形。太和寨村在东西走向的山沟里，约五六十户人家，王进成民团驻在村子中间一座孤零零的小庙——三关庙里。庙的北面靠山，山坡上有块场院，设有岗哨，庙南是高墙，有南北两个门。

回队后，我向县委和支队领导作了汇报，提议在天亮以前，趁着那些烟鬼团丁熟睡之机，先摸哨兵让他带路，把敌人堵在被窝里，争取一枪不放就成功。大家同意后，县委的同志又决定动员几十名赤卫队员助战。接着，大家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三支队在前主攻，赤卫队随后跟进。由我带领一路抓哨兵，如果抓不到就从南门硬攻进去。杨文谟政委带一路扛着梯子，准备上庙顶压制敌人。王进修 ( 温治恭 ) 带一路封锁北门。

第二天拂晓，我们赶到太和寨三关庙背后，小心翼翼地顺坡往下走。快到场院了还听不到什么动静，我估计敌人哨兵睡着了，就放开脚步跳进了场院，不料惊醒了敌哨兵，他迷迷糊糊地问：“谁？ ”我一步窜过去抓住敌哨兵的枪低声喝道 ：“不准叫喊，再喊我就打死你 !”这时不知谁打了一枪，庙里的敌人立刻乱成一团。第一套方案行不通了，我大喊一声：“快往下冲 !” 就带着队伍去堵南门。转眼工夫，杨文谟政委那一路已登上庙顶，王进修那一路也堵住了北门。敌人刚想登上庙顶，被我方一阵排子枪压了下去。敌人上不去，冲不出来，就死守在庙里。当时我们没有重武器，也打不进去，这样相持了两三个钟头。我猛想起小说中描写的战争情形 ：四面围困，必然逼得敌方死守硬拼 ；网开一面，敌人必然逃跑，我方便能在追击中歼灭逃敌。

我和杨文谟、王进修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北门放开。果然不出所料，敌人三五成群地跑出来。我们猛地发起冲锋，把敌人冲乱，又追了三四里路，俘虏了20个人，缴获20支枪，只有地主王进成及其马弁两个人没有抓到，我方牺牲一名战士。

战斗结束后，太和寨群众召开了庆祝会。乡亲们端出新蒸的窝窝头和红枣稀饭慰劳红军。大家高兴地说 ：“这下可给老百姓除了一个大害啦 !”对于那20个俘虏，我们让他们吃了饭，又给每人发了一块钱，放他们回家了。

太和寨战斗以少胜多，震动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红军的活动远近闻名。此后，三支队打出红旗公开活动了。

四、军民齐奋战

1934年8月上旬，驻守在盘塘的国民党军五一四团四连，派兵往神木县城押运布匹等物资，行至菜园沟西山时，被我地方赤卫队截获，分给贫苦农民和赤卫队员。8月8日，敌连长鲁仰尼委派一排长张崇俊代理连长，率一、二两个排到菜园沟报复。 敌人把全村群众围困在一个崖窑里，准备用柴烧死。

那天，三支队在刘家坬村宿营。张全堡的一个老乡慌慌张张地跑来，要三支队去解救菜园沟被困的群众。我们立刻集合部队前去营救。当时我正害伤寒病，就由王进修（温治恭）代理支队长带部队强行军赶到菜园沟村北梁上。这时地方党组织 也闻讯动员了几个村子的赤卫队和群众，赶来配合我军作战。一时菜园沟村外各个山头上红旗招展，刀矛林立，喊声四起纸炮轰鸣。三支队的战士们一边勇猛地向敌人攻击，一边唱起 瓦解敌军的歌曲 ：

“叫声士兵弟兄们，

你们也是苦出身。

因为没饭吃，

被迫当了兵。

家有父母亲，

哭死难相逢。

妻子守空房，

两眼泪汪汪。

你们快觉悟， 哗变当红军 ! 请看红军中，

一律都平等。

官长和士兵，

如同亲弟兄。

各处老百姓，

热烈来欢迎。

叫声士兵弟兄们，

快快觉悟当红军 !”

忽然，敌人那边有人喊道 ：“王兆相、杨文谟在不在？ ”杨文谟政委听出是在敌军当二排长的我地下党员刘鸿飞 ( 又名刘 征西),就叫着刘的名字大喊 ：“刘征西，你现在还不起义等什么啊！”不一会，刘鸿飞把驳壳枪扔了过来，他那个排的士兵 也向三支队缴了枪。一排长张崇俊见二排起义，自己势孤力单，也带着一排士兵举手投降了。于是菜园沟的群众得救了。

刘鸿飞是陕西澄城人，他搞兵运工作多年，军事知识很丰富，起义后当了三支队的参谋长。张崇俊和多数起义士兵自愿留下当了红军，少数想回家的，我们照例教育一番，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

五、神府革命根据地新局面

三支队的连续获胜，打开了创建神府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半公开化。许多村庄的群众代 表，主动请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去他们那里开辟工作。到这年秋天，神府苏区已发展到南靠秃尾河，北接府谷城、孤山镇一带 ； 东到黄河，西临神木城、高家堡一带，先后成立了府谷、神木、 葭北3个党、团县委，有党员2000多名，团员1000多名。苏区内的区和村都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革命政权，成立了贫 农团、妇女会、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当年冬天，苏区 开展了分配土地的斗争，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苏区到处热气腾腾，像换了一重天地，许多青年人争着报 名参军。到 1934年八九月，三支队已发展为200多人，100来支枪。根据武装斗争的需要，地方党组织又在府谷北区组建了第七游击支队，在高家堡一带组建了第十一游击支队，在葭芦区建立了第二十一游击支队。同时各个区还成立了特务队。至此，神府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达到了空前高涨的时期。当时，苏区到处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

一把轮子闹起来，

共产党领导游击开。

七个红军拉豪绅，

革命越闹越气派。

二号号匣子震天响，

跟上红军去提枪。

人人都赞红军好，

一心一意把咱穷人保。

八音子盒子咯叭叭响，

共产党领导建武装。

红军打仗真英豪，

打得白军把枪交。

那时，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确实是水乳交融，鱼水难分啊 ! 地方政府每次没收了地主的财物，都优先供应红军。同时经常派干部四处购买武器弹药和药品等支援红军，为此，不少同志献出了生命。乡亲们更是把舍不得吃的肉、蛋、白面、红枣等好东西，留给红军吃，自己却吞糠咽菜。有的老乡为了掩护红军，舍出了性命。

一次，敌军来张全堡“清剿”三支队，逼迫黄家墕石沟村黄进山的父亲带路。黄大爷暗地打发人抄近路给红军送情报，自己却故意领着敌人绕远路。等到了张全堡，红军早就没影了。气急败坏的敌人竟把黄大爷杀了。菜园沟有个 15 岁的小孩，被敌人抓住拷问红军的去向。他明明知道，可是不管敌人怎样威逼利诱，始终没说一句真话。敌人恼羞成怒，竟对孩子下了毒手。在姚家新庄，我们的一个班正吃饭间，敌人闯进了村子，主人姚明广忙把战士们藏到地窖里，他自己却 揣着一把切菜刀观察动静，如果敌人发现了红军，他就拔刀拼命。结果，敌人瞎转了一圈什么也没发现，抢了些鸡蛋跑了。 我们工农红军，正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壮大，节节胜利。

鉴于神府苏区迅猛发展，建立革命政权和组织一支统一的部队的条件已经成熟，陕北特委决定成立神木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和红三团。1934年9月18日，神木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在王家庄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呼子威 ( 后叛变 ) 为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恩惠为副主席，并正式宣布将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改编为陕北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当时，陕北共有3个红军独立团，一团在安定，二团在清涧，红三团的成立，使陕北红军的力量大大加强。按照特委的决定，红三团的团长是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鸿飞。下辖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连连长王进修，指导员贾如胜；二连连长刘德，指导员马尚前

六、第一次反“围剿”胜利

敌人开始时是很瞧不起游击队的。以为几个土棒子、几支破枪成不了什么气候，因此，哪里出了事就到哪里去抓。有的敌人竟以为“苏维埃”是一个人名字，就跑到苏泥家村去抓“姓 苏的维埃”, 结果闹了一场笑话。哪知，敌人越抓红军越多，由原来的1支，发展成三四支，兵力由原来的几个人发展成几百人，还建立了正规的红军团，敌人这才着了慌。1934年9月菜园沟战斗以后，敌人改变了战术，以围堵和“追剿”相结合的办法 发动了对红军和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军阀井岳秀派二五八旅的两个团，驻扎在根据地外围和根据地内的一些主要集镇，如瓦罗、石窑上、新寨子、沙峁、盘塘、万户峪等地， 实行围堵。 派高锡耿、杨相枝两个营的兵力，进入根据地“追剿”。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我们采取“捉迷藏”的战术，敌来我去，避实就虚，能打就打，打了就跑。那时候神府一带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公路，消息传递就靠群众创造的“连接哨”。即在各个突出的山头上，群众装做放羊、锄地、砍柴的进行放哨，一发现敌情就用暗语，如狼来啦 ! 山水下来啦 ! 一哨接一哨地传到苏区各地。百里之外的敌人一出动，用不了两个时辰，红三团就知刘长亮、许法善、 王道三、焦宝山说 ：一连连长任建福，指导员张宗仁；二连连长王进修， 指导员刘北垣 ；三连连长王玉占，指导员温亮廷。许思忠说 ：除王兆相 说的3个连外，还有四连 ( 即少年先锋连 ), 连长王玉占，指导员蒋道元 ( 温  亮廷 )。1934年底或1935年初将府谷七支队改为红三团骑兵五连，连  长王清秀，指导员柴瑞 ( 王、柴后均叛变 )。梁士堂说：二连连长马尚前， 指导员许培仁道了。9月间，敌高锡耿营和杨相枝营又向我红三团合围而来。我们虚晃一枪，瞅空子从敌两个营之间钻了出去，直插敌人背后的新民镇。这个镇只住着一个十几人的民团，他们根本想不到红军会打到这儿来。我们从东门打进去，没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这股敌人，缴获了十多支枪。接着我们插到府谷北区，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游击第七支队会合。这个支队在队长张子玉、 政委韩峰②领导下，已发展到 20 多人，开辟了北至麻镇、庙沟门， 南到孤山，东至府谷县城，西至新民镇的一块根据地。

和七支队会合后，部队继续向北，攻进府谷北区重镇哈拉 寨。这里是蒙陕交界之地，商业发达，店铺很多，有数百户人家。 在哈拉寨，我们消灭了一个反动民团，捣毁了区公所，镇压了 一个国民党区长，还把几户大地主、大豪绅的粮食、衣物等浮 财分给贫苦群众，同时给红三团筹集了一批过冬衣物和白洋。

在哈拉寨，我们发现有几个蒙古族骑兵在街上溜达，抓住一盘问，才知道他们是准格尔旗一个蒙古骑兵营的。该营驻地距此不足10里，经常在哈拉寨采买日用物品。为了避免与蒙古骑兵营之间摩擦，同时考虑到涉及民族政策，我们便将扣住的人、马全部放回，给他们骑兵营长捎去一封信，说明我们不打他们，也希望他们不要干扰我们。不料这些人回去后，却引来更多的骑兵，在镇外山头上进行骚扰。我们决定只要他们不向我们进攻就不予理采。他们闹腾了一阵就撤回去了。

我们在哈拉寨逗留了几天，消息传到敌人那里，高锡耿营和杨相枝营急急忙忙向北追来。待他们赶到府谷北区时，我红三团又悄悄地从敌人两个营之间插回神木南区，直奔葭北地区，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

这时接到万户峪地下党组织的一封信，说打入驻万户峪敌军张孝先连担任文书的我地下党员张德超，联络了十几个人准备起义，要红三团去接应，并说如果配合得好，可以消灭这个连。红三团按约定时间向万户峪行进 ( 我因事未去 ), 由于路线不熟悉，迟到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到达后配合得也不够好，张德超怕有变故，带着吴子明、薛荣祥、姜安雄、高育才等13个人跑了出来。红三团在陈家坪为他们召开了欢迎会，大大鼓舞了士气。

就这样，我们牵着敌人的鼻子，绕了近3个月的圈子。结果，敌人未伤我们一根毫毛，我们瞅空子打民团、拉豪绅、缴枪缴物，补充自己。张德超等同志起义，对敌人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至此，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失败。

七、“左”倾错误的影响

1934年是神府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一年。这年年底，苏区发展到北至府谷庙沟门、黄甫一带，南到葭县高起家坬、朱官寨一带，东到黄河及山西沿河的3个区，西至榆林县建安堡的广大地区，共辖23个区，约14万人口。但是，在王明“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最突出的是肃反扩大化。有一阵子，连赤卫队、开辟村庄的工作队、小游击队、党支部都有捕人杀人的权力。往往因为说了一句错话，或者顶撞了哪位领导干部，就有可能被加上“反革命”的罪名杀掉，因而错杀了一些无辜的人。

彩林村党支部书记王善继，是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斗争勇敢，工作积极，对党忠诚，敢提意见。可是因为他坚持正确意见， 顶撞了一个上级，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杀了。

我父亲王万德不仅支持我和哥哥王兆卿参加革命，我们村王三格旦 ( 王兆贤 ) 因为参加打土豪被敌人抓去，他卖掉自家的土地把王三格旦赎回来。就是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也坚贞不屈。我们村有个王科成，曾两次向敌人告密，并领着敌人抓走我父亲，烧了我家房产。我父亲三次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呼子威告状，但是因为王科成是呼家女婿，此状便怎么也告不准。我父亲一气之下，就领着王家庄的赤卫队把王科成杀了。我父亲气急擅自杀人是错误的，但被杀的是个反革命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父亲够不到死罪。但谁料想到一些领导人却说我父亲杀的是一个“党支部书记”, 就将我父亲“镇压”了。直到1982年，中央组织部才平反了这起冤案。像这样冤杀的，还有红三团政委毛凤翔和在红二十六军工作的张秀山两人的父亲。这实在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有一度，传说山西过来收猪毛的是阎锡山的探子，一些地方便不分青红皂白，碰到收猪毛的就杀。王桑塔村有个王孝威，给地主豪绅跑过腿，也为共产党散过传单，送过情报，后来躲到山西，经过地方干部动员，这个人回到神木，谁知一到阎家堡，就被秘密杀害了。他的亲戚去收尸，竟也被杀了。以至于闹得无论部队、地方，人人自危。

在土地分配政策上，有的地方对普通地主也扫地出门，实行肉体消灭。刘家沟有个地主叫刘海鳌，起初害怕土地分配跑了，经地方干部多次动员，刘带着家属回来了，并主动交出一 支步枪和一些子弹。可是没多久，刘海鳌和他的大儿子都被杀了。这件事发生后，不仅地主，连一些中农也吓得跑了。

在干部路线上，搞唯成分论和宗派主义。对知识分子、出身不好的干部，多数不予重用，有的甚至被监视起来，并授予监视人以杀人的权力。而对一些所谓工农分子，既不调查其出身真伪，也不考察其他方面表现，就委以重任。呼家庄呼子威、呼子文、呼子长三兄弟，品行本来不好，只因为他们出身好，分别被委任为神木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府谷县委书记、政府财经负责人。后来，他们3个人都背叛了革命。王家庄的王恩吉和山坡寺的一个和尚，只做过一些群众工作，就被委任为区委书记。后来他们向敌人自首时，才说还没有入党。

对于这些“左”倾错误，我们当时在理论上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凭着直觉，感到这样做是错误的，并在行动上进行了一些抵制。一次，在我们村碰到河南安阳来的两个收猪毛的货郎。他们是父子俩，很本分，听说红军在盘塘抓住杀了几个收猪毛 的，吓得整天躲在屋子里哭哭啼啼。我看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特务，就悄悄地送他们过黄河走了。

八、新寨子战斗失利

1935年初，蒋介石一方面继续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一方面调集五六万兵力，对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八十六师，出动3个步兵团、1个骑兵营和一批地主武装，共5000多人，以二五八旅旅长刘润民为总指挥，对神府苏区进行第二次军事“围剿”。刘亲自率领五一二团和五一四团，以府谷为重点，由北向南推进 ；五一五团和邬青 云骑兵营则由葭县向北推进。敌人按照蒋介石“围剿”中央苏 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军事上修堡筑点，步步 为营；政治上编保甲、并村庄，秘密组织肃反委员会，欺骗自首，登记具结，企图一举摧垮神府苏区。

这时神府苏区与陕北特委的联系中断，苏区主要领导者们对敌人的“围剿”部署和行动，以及陕甘边和陕北特委反“围剿” 的战略一无所知，仍然处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之下，沉醉于1934年的巨大胜利。在敌人大举进犯的时候，幻想以硬拼一举粉碎敌人的“围剿”。因此，当敌人进到府谷后，还没有动员全体军民投入反“围剿”的斗争，而是把府谷七支队调回，编为红三团的一个骑兵连，把七支队队长韩峰调到红三团任政委 ( 韩未到职，去了内蒙后套 )。另一方面，派呼子文出任府谷县委书记，呼去后与当地干部闹不团结，群众基础很差，敌人来了站不住脚，连同带去的干部全都逃回神木，把府谷根据地轻易地丢给敌人。府谷党组织原来保存的数万元资金，也被敌人抢去。

1935年2月我父亲被杀后，我在家等待了一个月，准备去特委受训，后刚被派去府谷工作时，突然通知我参加园条塔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县以上党政干部和红三团团级干部，中心议题是制定新寨子战斗方案。新寨子是敌人在苏区边沿的一个大据点，兵力较强，工事也比较坚固。当时我方已经在距新 寨子不远的九五会一带，集结了赤卫队员2000多名，地方干部200多名和红军游击队员400多名。特委特派员认为，先打下 新寨子，然后再消灭花石崖等据点的敌人，就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多数同志则认为不能与强敌硬拼，应该先打战斗力较弱的敌骑兵。但鉴于打新寨子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人集中了，干粮也做好了，还是决定攻打新寨子。会议结束时，我被任命为此战总指挥。

接受任命后，我感到很为难。因为，一来我离开部队一个多月了，对敌情、我情都不太了解，突然指挥这样一场大仗，心中没底 ；二来我们的几千人集中了好几天，消息早就走漏了，敌人可能已有准备，再者红军和赤卫队混编在一起作战，怎样指挥觉得很难。我把我的想法向团党总支书记张晨钟谈了，他也没说出来个什么。

晚上，趁着朦胧夜色，我们兵分两路向新寨子进发，一路由参谋长刘鸿飞指挥，一路由我和王进修指挥。战斗打响之后，发现敌人早有准备，不仅增加了兵力，而且构筑了很多工事。敌人凭借工事顽抗，我方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刘鸿飞刚冲到村里就中弹阵亡了。整个部队由于红军和赤卫队混编在一起， 指挥不灵，乱作一团，显然很难取胜。我转念一想，如果敌人 骑兵闻讯赶来增援，那我们就更危险了。于是急忙同几位领导 同志研究，决定很快撤出战斗。果不其然，部队刚刚撤出几里地，敌骑兵就到了新寨子。

这次战斗，我方不幸伤亡团参谋长刘鸿飞和赤卫队员近百人，是一次严重的挫折，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都受到打击。战后，红三团分成几路，一方面协同地方党组织做医治伤病员，抚恤 烈士家属等善后工作 ；一方面组织各村赤卫队，坚持就地斗争。 我带着一个连在黄河边的张家川周围村庄，一面派人到山西买弹药，一面伺机打击敌人的巡逻部队。

几天以后，我们接到杨文谟从府谷送来的一封信，说土匪史文华带着300多人马进入苏区，想和我们合作，要求与陕北特委特派员王达成和我面商此事。于是王达成便和我处理这件事去了。

九、收编土匪史文华部

王达成和我在府谷郝家塔附近找到杨文谟，他介绍了史文华及其部队的情况。史文华又名史殿臣（承），外号史老幺。他从小跟杨候小当土匪，1931年带领一批人在三边被国民党军队收编为一个大队。史跟敌旅长段宝珊不和，就瞅机会把段打死，带着部队流窜到甘肃庆阳和内蒙古。这次由于傅作义部队对他 追剿甚紧，跑到神府苏区来找共产党合作，实际上是想暂避一时，伺机再起。王达成和我都同意杨文谟的分析，认为这股土匪虽然不可能和我们长期合作，但在强敌“围剿”面前利用他们一下，也是有好处的。于是决定由我将史文华找来与王达成一起谈判。经商定：双方共同抗击敌人，苏区供应史部给养，史部必须遵守苏区纪律。史提出他要治一治胳膊上的伤，请我代他管理部队。 王达成同意后我便留在该部。

过了十多天，王达成指示史部配合红三团伏击沙峁镇的敌人。史部开到王家寨山上隐蔽，红三团在黄家墕埋伏。沙峁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向红三团猛烈进攻，史文华却按兵不动。我几次催促，史不得已才下令骑兵出击，但这些乌合之众打不了进攻战，打了几下就死也不前进了。我军和敌人相持了一阵，各 自撤出战斗。

为了加强反“围剿”斗争的领导，1935年3月，在呼家庄召开了神木县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王达成的提议，改变特派员包揽一切的领导制度，成立了中共神府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达成，组织部长贾令德，宣传部长张晨钟。同时决定将原神木县委分成东、西、北3个县委，加上府谷县委，工委共领导4个县委。会议还决定收编史文华部队，将其改编为“中国抗日义勇军陕甘骑兵第一师”, 任命师长史文华，政委王兆相，下辖两个团，一、二团政委分别是贾怀光、刘世英，另抽调16名红 军干部任该师各连政治指导员等职。

史部改编后，我们与史文华共同研究，对该部制定了四条纪律：

(1) 不能反对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 ；

(2) 遵守苏区纪律 ；

(3) 不拿老百姓的东西，更不准调戏妇女，违者死罪 ；

(4) 没收地主财产，100元以上归公，贪污者一律严惩。

时隔不久，工委命令我和史文华带一个团，路经葭县、米脂打通与陕北特委的联系。我主张骑兵团一天一夜突破米脂一 带的封锁线，渡过无定河，直达瓦窑堡。史文华说，人要吃饭，马要休息，因此部队每天只走几十里就得停下来休息。可是到白区一驻下来，史部抢东西、抓女人的土匪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扰得群众不得安生。我这个当政委的整天忙于抓纪律。

部队开到葭县阎家峁附近，遭到敌人堵击，史部一触即溃，只好撤回苏区。这时，“围剿”府谷之敌已进到孤山以南武家庄、田家寨一线。史文华自觉苏区不可久留，提出到白区去活动，“把敌人往外引一引”, 这自然是个借口。我征得王达成同意后 答应了史的要求。于是，史部经高家堡、古今滩进入白区草滩 地区。

队伍一进入大草滩，史文华便得意地对我说 ：“老王，这里是我的天下了，你得听我的。”其部下也完全恢复了土匪本相。他们昼伏夜行，人喊马嘶，队形混乱，尘土飞扬，所到之处为所欲为。为此，我批评了一团团长史文义，此人是史的堂兄，第二天就阵亡了。有人便借故挑唆说：“老大是被人骂死的。” 我据实反驳，二团长袁占鳌等人也讲了公道话，才避免了一场风波。

一天，史文华对我说，下面有些意见，他们要开一个会，叫我们红军来的人不要参加。会后，袁占鳌告诉我 ：“会上决定把部队往南边拉呢。”我知道史对国民党军阀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很崇拜，他说往南边拉，很明显是要投降高桂滋。我俩正谈着，忽然报说傅作义部下段右安的“黑马队”来了。段、史两家是死敌，史部边打边跑，损兵折将，半夜时逃到乌审旗，才摆脱“黑马队”。在这里，史又单独开了一次会，会后对我说 ：“王政委，咱们走到这步路上了，你能不能带我们到三边去找刘志丹？ ”我直截了当地说 ：“老史，我是奉神府党的指示来领导你们部队的，不是奉刘志丹的命令。你认为神府的老乡、党和政府对得起你，就把我们送回去；要是不送，我王兆相也是不怕死的，随你便吧 !”史文华一拍大腿 ：“好 ! 我史文华今天就送你们回去，就是这个摊子一脚踢了也不说二话，不枉我们交一回朋友。”事后袁占鳌告诉我，在那次会上有人要把我们带给敌人当觐见礼，是他和其他几个人据理力争才挽回局面。

为了送我们，史文华带领部队往东返。经过两天行军到了高家堡地界，史说 ：“老王，现在离苏区不远了，请你回去后，代我谢谢苏区党和政府，还有老乡们对我的好处。”说完他送我一支长枪、一支小手枪和一袋子弹。我们告别史文华走到村外时，见袁占鳌和屈连长在等着送我们。屈连长看了史送我的枪后，把他的一支好枪换给我，又送了一袋子弹。临别时，他们依依不舍地表示，以后有机会一定到苏区来。

这年6月，史文华果然带着这支武装投靠了高桂滋。

十、第二次反“围剿”失败

4月初，我们十几个人回到神府革命根据地。这时，敌人已进到栏杆堡、瓦罗、马镇、合河、盘塘、沙峁一线。刘润民的 “剿共”总指挥部就设在沙峁镇。敌军进入根据地后烧、杀、抢、奸，无恶不作，同时强迫群众“具结”, 村庄都编了保甲，少数党员和干部自首变节。看到苏区满目疮痍，我们一个个不禁伤心。王达成命我仍回红三团任团长。这时团政委是杨文谟，参谋长 是赵希贤。为了加强骑兵连，工委派王进修任该连连长。

根据情报，敌人有一个加强营进驻了太和寨村，工委领导人命令红三团乘敌立足未稳，歼灭敌人。当天晚上我团还未到太和寨，走在最前面的敢死队长王进修回来说，敌人已有准备，山上岗哨林立，且构筑了防御工事，仗不能打了，一打必定吃 大亏。对打这种冒险仗，我和其他干部原来就不同意，眼下敌 情又有新的变化，于是命令部队撤回原地。

4月27日，三区毛家坬的一个老乡送来情报，说他们村来了敌人一个骑兵连，有人马四五十。我们熟悉这个村的地形，又有群众基础，便决定吃掉这股敌人。当天晚上秘密进入该村，群众已先把敌人住的院门反锁起来，我们立刻向敌人发起攻势，敌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全部做了俘虏。这一仗是在敌人步步进逼的形势下取胜的，因而对根据地军民鼓舞很大。接着在王寿梁村开会, 工委主要领导人决定乘胜消灭瓦窑渠的敌人。瓦窑渠是窟野河东敌人腹地的一个据点，驻有敌军一个连。

其东南数里的马镇和西北十多里的瓦罗，各有敌军一个连，其 西南50里的沙峁镇，驻有敌“剿共”总指挥部。红三团虽说有200余人，但装备极差，且不熟悉那里的地形，又未与当地群众取得联系，所以对打这一仗，干部、战士都信心不足。

红三团秘密转移到窟野河东的石槽岊进行战前准备。在动员会上，工委主要领导人说 ：“我们这一仗拼命也要打胜。如果打不胜，我们就没有地方了。成功失败，在此一举。”此话的本意是要激发指战员们的勇气，可是在大家本来就信心不足的情绪上，反加重了负担。在连干部和战士讨论会上，大家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团领导也解释不清，只能笼统地号召大家鼓起勇气，争取胜利。

第二天晚饭后，部队从石槽岊出发，约半夜时分到了瓦窑渠村北山梁上，各连按计划进入战斗位置，向敌阵地摸去。敌人用很强的火力封锁了前进的道路，从火力配置看，敌人有碉堡等坚固的工事。

战斗进行得很艰难。三连刚接近敌阵地，连长刘增荣和通信员就相继牺牲了。一、二连的部分战士冲到敌人挖的壕沟里，上不去也进不得。战斗持续了一阵子，我看看天色，担心天亮后敌人援兵一到，情况将更糟，命令部队迅速撤退。部队退到十里外的阴寨子正准备吃饭时，瓦罗的敌人打来了，我们只得继续后撤。刚撤过窟野河西，又遭到石窑和沙峁镇敌人的夹击。我们边打边撤，路过盘地峁时，一连指导员马尚前被流弹击中 牺牲。由于两路敌人没有配合好，我们钻空子甩脱了。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到次日半夜时分，部队撤到王西沟、上王家坬 一带。

我们吃过饭，刚休息了一阵，骑兵连长王进修和战士王忠赶来报告，说骑兵连被指导员柴瑞带走投敌了，团参谋长赵希贤也被裹胁在内。团领导和工委主要领导人研究决定暂且不管，待突围后再说。于是部队继续向西撤退，避开太和寨、陈家坪之敌，天亮时撤到敌人尚未占领的何家沟村。部队刚刚驻下，就接到赵希贤派人送来的信，说准备叛逃的骑兵连正在高念文村，要我们快去截击。于是，杨文谟政委亲自率领两个连快速 赶到高念文，把骑兵连包围起来。骑兵连的战士多数是受蒙蔽的，真相一白，立刻倒戈，叛徒柴瑞当场被打死，其他人大部分回 了红三团。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我方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第二次反“围 剿”斗争失败了。

十一、革命低潮的到来

瓦窑渠战斗失利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苏区三分之二的区域被敌占领，十分之九的村庄编了保甲。敌人在苏区内建了40多个军事据点，网罗了一批叛徒组成肃反委员会，到处搜捕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家属。整个苏区处在敌人的血腥统治之下。我军实力削弱，从敌占区逃出来的干部群众又随军行动， 秩序混乱，吃住困难，处境非常危险。

1935年5月下旬，神府工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先在何家沟召开，后转移到任家山的一座破庙里进行。地方县以上和军队团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如何对付敌人的“围剿” 这个中心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原受“左”倾盲动思想影响的同志，这时却对坚持斗争失去信心，认为依靠神府苏区的力量打破敌人“围剿”已经不可能了，苏区只能坚持20天，唯一的出路就是请红二十六军上来救援。工委书记王达成说他 是山西人，可以过黄河经临县回离石老家，然后再找特委。大 家表示同意，但一致认为不能单纯等待外援，更不能撇下神府 人民各自逃生，一定要坚持原地斗争。活,要和神府人民活在 一起 ；死，也要死在神府这块土地上 !

会议最后作出三条决议 ：

(一)派张胜斌护送王达成过山西 南下寻找特委。

(二)紧缩人员。红军中年龄大、体弱和徒手的 战士，地方上能回原地的干部 (主要是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以及普通群众，全部各回原地坚持斗争。

(三)紧缩后的红三团和工委干部分编成6个小队 , 分散到各区活动。十一支队到山西兴县沿河地区活动。

三件事中最难办的是紧缩人员。当压缩名单公布后，许多同志想不通，有的痛哭流涕要求留下。杨文谟政委和各连指导员反复多次地做思想工作，要大家回去同群众团结一致，坚持就地斗争，并一再嘱咐 ：“回去后不要暴露自己，决不能向敌人投降自首。”那些被遣散的同志含着眼泪回去了。

按照工委扩大会议决议，红三团按连分成6个小队，每个小队30多人。我和杨文谟各带一个小队，到一、三区活动；王进修、贾兰枝、贾如胜、贺道新各带一个小队，在三、四、六区活动；赵希贤随十一支队到山西活动。工委的负责同志也作了分工：贾令德随十一支队工作 ；乔钟灵、张晨钟、毛凤翔、李子川等在三区活动 ；贾怀光、刘长亮、刘北垣等在四区活动；梁士堂、薛荣亭在六区活动。

从此，神府苏区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十二、英勇不屈的神府军民

1935年5月到8月，是敌人“围剿”神府苏区最残酷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苏区的党政军民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任家山会议之后，我带领刘德垣、白明秀、白明胜、张地有、王玉胜、王德润、王文月、贺伟、贾怀耀、吴子明等20多个同志，在神府一区盘塘、张全堡、菜园沟、王家庄、沙峁镇一带坚持斗争。敌人在这些据点各驻一个连，使一区成为敌人横行的天下。 他们并村庄、编保甲，规定“一人通共，十家连坐”。反动的肃反会整天招降纳叛，抓人打人，连普通群众都被迫办理不再为共产党办事的“具结”手续。敌人几乎天天在杀人，白色恐怖笼罩了苏区。看到这种情形，我们不禁怀疑 ：“群众还敢不敢支持红军？ ”可是与群众一接触，我们发现人心还是向着我们的。乡亲们见了我们，就像见到久别的游子，问这问那，关怀备至。

群众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 ：

一是党的领导还在不在根据地，红军是不是还在坚持斗争 ；

二是怕党和红军误解自己，因为多数人已经办了“具结”“自首”手续。

他们一再表白 ：“我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呀 !”“我们明投曹操，暗保刘备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也是向着共产党、红军的 !”听到乡亲们这些炽烈的心声，我们一个个热血沸腾，当即向群众表示：“不管敌人的‘围 剿’多么残酷，党组织决不离开苏区！红军坚决同敌人斗争到底！是死是活都要和根据地的人民在一起 !”对于被迫办了“自首”或“具结”手续的群众，我们说 ：“只要你们不做坏事，概不追究 ；如能立功补过，则热情欢迎。”我们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那里群众的革命志气就坚定起来。他们又以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斗争与敌人周旋了。

敌人合并村庄后规定空村子里不准留人，不准生火，发现有人或有烟火就要按“通共”论处。然而，不论敌人控制得多严，手段多狠，也割不断群众和红军的血肉联系。群众对隐蔽在山沟里或者进入村子活动的红军和地方干部，想方设法地加以接应。他们有的以打柴、背炭、取粮为名，每天派一两个人回村接应红军；有的装成耕地的把干粮带到山里；有的把粮食和灶具藏在隐蔽的地方，做上记号，让红军使用；有的人虽走了，却把钥匙放在隐蔽处，红军一来就能进屋歇息。北县委书记刘北垣的父亲背着锅子和粮食，跑到山里去找红军。王家坬的王启运老汉见同志们睡觉铺树叶、盖野草，就把自己的毛毡和被子送给红军。郝家峁的群众把粮食藏在棺材里，大模大样地抬出村去埋在地下，让红军自己取用。每逢过节，乡亲们还弄些猪羊肉、白面之类送给战士们吃，而他们自己却吃着黑豆、糠麸、树叶。有一次，团县委负责人刘长亮和几个同志被敌人追捕，跑了一整夜才摆脱敌人，来到王家寨郝伟英家。郝伟英宰了一只羊，给他们吃炖羊肉，他说：“有你们吃的，没有敌人抢的。”

许多精简回家的干部、党员和红军战士，则在没有组织领导的情况下，自觉坚持斗争，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尚家庄的党员尚永信拒绝自首，假装去世，设灵出殡，骗过了敌人。白家塔党员白明举在黑龙庙沟里隐居好几个月，躲过自首。妇女干部牛林英和张桂英⑤扮成母女俩，宁到内蒙古讨饭度日，也不向敌人屈膝。一次，花石崖敌骑兵偷偷包围了贾家沟村，女干部黄云爱和她的两个妯娌 ：18岁的刘金珍和16岁的贺博芳，在掩护群众转移后，把敌人引向另一个方向，最后跳下悬崖壮烈牺牲。神木县赤卫队总指挥张廷杰 ( 又名张世轩 ) 被捕后，押在贺家川敌监牢里。敌团长姜梅生开始用高官厚禄引诱，继则用酷刑和死亡威逼，均不能使他屈服。最后，敌人把张廷杰绑在柱子上，用长矛从脚部一下一下往上刺，敌人一边刺，张廷杰一边骂，直至英勇就义。红军干部刘如邦的爷爷是民团头子，很反动。刘如邦精简回家后不幸被捕，他爷爷威逼他脱离共产党，他宁死不屈，最后被残酷杀害。红军战士刘崇德缩编回刘家峁后，用丧棒做武器，打死盘塘一个害病的敌人，夺到一支步枪，两 袋子弹。敌人知道后前来报复，把全村人都集中起来，扬言如 果不交出“凶手”, 就要血洗刘家峁。这时候，刘崇德的哥哥刘银栓挺身而出，说：“要杀杀我，这事和其他人无关 !”敌人果然把刘银栓抓到贺家川活活烧死了。

革命先烈们用自己的鲜血，给我们的党旗增添了光彩。然而他们的牺性，也给革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看到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神府工委的同志们认识到，让同志们“单兵作战” 的情形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应该尽快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开展有领导的斗争。于是决定，凡敌人知名的干部继续隐蔽活动；敌人不知名的干部和群众在敌人来时，就以“保甲队”出面应付，敌人一走就以赤卫队领导群众斗争。

党的干部由消极躲避，到站出来领导群众斗争，很快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王恩惠和武开章在各自的家乡宣传和组织群众，时间不长就使几十个村庄恢复了党的领导。一个精简回家的红军战士在家乡呆不住，就深入到敌人控制较松的地区，开辟了十多个村庄的工作，还组织了一支武装特务队。在恢复工作的地区，尽管敌人戒备森严，我们的干部却来去自由，有时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他们也发现不了。

对党和红军危害最大的是极少数死心塌地的叛徒。为了坚决打击叛徒的破坏，工委决定军队和地方相结合，坚决镇压了一些丧心病狂的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对于一般变节自首但无恶迹的，则教育后释放。在革命肃反的震慑下，敌人的“肃反会” 渐渐土崩瓦解了。

十三、恢复红三团，转战葭榆新区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在指挥红军主力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同时，对神府革命根据地的局势也非常关心，积极设法打通与神府革命根据地的联系。1935年6月，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奉命经米西向神府挺进，主力红军则在榆林、横山向敌人发动强大的攻势。8月，前敌指挥部写信指示神府红三团，全力向南面的葭县、米脂方向发展。

由于外线主力红军的积极作战，迫使敌人将“围剿”神府苏区的兵力开始向西调动。8月间，驻扎在一、二区的敌人大部分已调走，一部分调到秃尾河两岸，向神木的五、六区重点“围 剿”。苏区形势开始转化。

8月中旬，神府工委在王寿梁村的一座庙里，召开了前后方干部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3个月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新的神府工作委员会，选举张晨钟任工委书记，贾怀光、乔钟灵、刘长亮、毛凤翔分别负责组织、宣传、青年和白区工作；恢复红三团的建制，集中部队，统一行动，由王兆相任团长，杨文谟任政委，下属3个连，约120多人枪。

会议期间，接到西北军委前委鼓励神府军民坚持斗争，迎接胜利的来信。在与陕北特委失去联系一年多之后，第一次接到上级的指示，同志们异常兴奋，把指示信连读了几遍。后来我们截获了姜梅生写给葭县敌人的“鸡毛信”, 得知刘志丹率 红军正在攻打榆林、横山，敌人要把葭县的弹药转移到别处去。从柏林堡邮局送来的《上郡日报》上也得到类似的消息。如：“王兆相股匪复在神府南部活动”,“王匪之红三团在神府东南活动，如入无人之境”等等。这些消息更增强了我们的胜利信心。

红三团集中起来不久，就同邬青云骑兵营打了一仗。这个骑兵营原是一股土匪，有三四百人，大多是流氓地痞。他们到处奸淫烧杀，抢掠财物，比其他白军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苏区群众对这股敌人恨入骨髓。这天我们得到情报，该营的一个连将到毛家坬、申家里一带活动。我们红三团事先埋伏在申家里山后，下午时分，敌人果真来了。他们大摇大摆地走着，快进村时，我军突然发起冲锋，两面夹击，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丢下几具尸体和马匹，狼狈逃跑了。以后我们又接连打击了这股敌人，使他们再也不敢窜进苏区来了。

我军乘此胜利，致力于恢复和发展葭县、榆林等地新区。主要在葭芦区向南至葭县金明寺，向西到榆林常乐堡一带活动，有时也到神木北部草滩地区游击。

敌人方面自八十六师刘润民旅逐步撤走以后，换来了傅作义部孙长胜骑兵旅的3个连，驻在神木城、石窑上村、沙峁镇，八十六师的其他部队主要集中在葭芦区，继续“围剿”苏区。

这阶段，红三团几乎天天打仗，有时候一天打几仗，战士们睡觉时怀里都抱着枪，一有动静马上起身投入战斗。一段时间我病了，由王进修代替我率领部队作战。在王元家，他指挥部队击退敌人的一个连，在追击中不幸中弹身亡。他的牺牲是红三团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