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斗地凿天河 红旗渠人向天歌
战天斗地凿天河 红旗渠人向天歌
胡山
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没有老一辈人拼命地干，没有他们付出的鲜血乃至生命，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今天，物质生活大为改善，但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红旗渠很有教育意义，大家都应该来看看。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
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娇二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一两代人的事，我们正逢其时、不可辜负，要作出我们这一代的贡献。红旗渠精神永在！
—— 国家主席习近平
我们是为了人民修渠，依靠人民修渠，所以才敢想敢干，又实事求是，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红旗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
—— 红旗旗总设计师、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俺们杨书记就像是焦裕禄，一心为俺林县人谋幸福。红旗渠是一渠水，一渠粮，一渠电，一渠社会主义的蜜，是俺林县人民的生命水、幸福源……
—— 林县干部群众
1970年，中共中央批准林县为对外开放县，外国元首和贵宾不断来到林县参观红旗渠。周恩来称其为“人工天河”，并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不同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举全国之力，而“红旗渠是英雄的林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来访，要让他们多看看红旗渠是如何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的。”
1970年底，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红旗渠》纪录片。1974年，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带了10部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影片，《红旗渠》首先放映，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2025年4月5日，是红旗渠总干渠建成通水的60周年纪念日。
陈毅元帅之子、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陈昊苏赋诗《颂林县红旗渠》：“渠色鲜红指路旗，工农奋起写新诗。愚公合力峰回日，铁汉成军水畅时。郑国当年成旧范，华天近岁见神奇。人民团结山河动，一代风流势卷席。”
曾长期率领八路军129师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开国元戎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怀着对太行山老区人民的深厚情谊，挥毫题写“战天斗地凿天河，红旗渠人向天歌”，热情讴歌英雄的林县人民革命精神。
刘蒙将军书法：战天斗地凿天河 红旗渠人向天歌
红旗渠留影。左起: 石宏岩、导游、牟献献、田越英、李远玲、罗新欣、田越英爱人、董晓光、司机小陈（胡山摄,2023年）
2023年9月27日，朱德元帅外孙、原八路军研究会会长刘进的夫人李远玲与八路军研究会董晓光、牟献献、罗新欣、军科研究员田越英夫妇及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胡山，在红旗渠革命英烈后代石宏岩等的陪同下，来到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实地领略红旗渠这一震撼心灵的伟大工程的风采。
巍巍太行 铁血传奇
太行山，可能是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山峦，盘古开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很多精彩的神话和寓言故事在这里流传了几千年。
巍巍太行山腰，蜿蜒三千里之红旗渠，似神话，似寓言，亦如后人对古埃及金字塔之鬼斧神工惊为上帝之作而非人力可为。立于渠埂，仰面悬崖壁立千仞，俯首峡谷深险莫测。渠水悬空，宛若天河。
神话寓言，多缘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化，于是借助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往往表现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而红旗渠之传奇，并不遥远，并非神话，是伟大的太行林县人民坚韧不拔的奋斗历程与精神品格的完美结晶。
红旗渠的修建改变的不仅是林州缺水的面貌，更是重新塑造了林州人民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品格，锻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谱写了“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壮丽诗篇。
精神不朽 光彩照人
2019年12月21日，电影《红旗渠之归来仍是少年》在京上映。影片围绕“重走红旗渠”线索，讲述了一位垂暮老人为追忆参与修建红旗渠的难忘岁月，带着来自美国的混血孙子克服重重阻碍，重走红旗渠并探访修渠老友的追梦故事。片中，“隧洞塌方”、“凌空除险”等当年修渠的画面一一再现，太行山风景、红旗渠飘带等现代林州的新风貌、新发展也生动展现。
朱德元帅外孙、八路军研究会会长刘进表示，红旗渠事迹鼓舞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在当时那么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政府居然能够动员那么多人员全身心投入到长达十年之久的世界罕见的浩瀚工程建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强大凝聚号召力，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红旗渠从艰难岁月流淌而来，她流淌的不仅是渠水，更是一种穿越时空永不消退的红旗渠精神。红旗渠精神和八路军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太行革命精神的生动体现，应该很好地学习和传承下去，使之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同志们学习和成长的强劲动力。太行山因一渠水而灵动，一渠水因太行山而伟岸。红旗渠，诉说着老一辈们的艰苦奋斗岁月。渠水悠悠，映照着半个多世纪前的梦想；悠悠渠水，流淌着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源泉。我们参观了林州的红旗渠，深受教育。伟大的红旗渠精神属于林县人民，也属于全国人民，属于世界人民。
开国上将李达之女、八路军研究会太行分会会长李彤妍感慨，上世纪六十年代林县人民在抗战革命老区精神的鼓舞下，在杨贵书记的带领下，战天斗地，实施了震撼世界的伟大水利工程——红旗渠的建设。红旗渠精神传承了红色的革命精神。光阴荏苒，人类进入了新的世纪。回看红旗渠，我们感到，这种伟大的精神永远年轻！
原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德生上将之子李南征将军认为，红旗渠象征着中国人民排除万难、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胜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革命精神。林州地区是八路军抗战时期战果辉煌的根据地老区，发生过林南战役等一系列激烈战斗。抗战期间，林县人口伤亡总数超过6.5万人，上千名林县籍和外地八路军官兵英勇牺牲。八路军的抗战精神与红旗渠精神融为一体，要不断宣传、弘扬。
开国上将王新亭之子、八路军研究会太岳分会会长王万里表示，红旗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吃苦耐牢创造出的一项举世瞩目的辉煌建设成就，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感天动地的愚公移山精神的延续。在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社会上出现不少问题的情况下，重温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伟大建设成就，很有教育意义。建国七十年来，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希望这样的宣传教育能够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不断激励人民以更加高涨的热情去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八路军研究会抗大分会会长牛皖平表示，林县是抗战的著名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和培养，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力量的迸发就不会那样强烈。《红旗渠之归来仍是少年》，很喜欢这部片名。我们已步入中老年，影片激发了我们内心的活力。从事革命事业，即使是年岁再大，也仍然是少年、青年时期。希望能不断涌现出更多像这样水准的优秀作品。
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原型、开国中将王近山之女王媛媛谈到，红旗渠精神就是牺牲和奉献的精神，中华民族就是靠着这种精神走过来的。当年的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保障，吃水困难，一生只能洗三次脸（出生、结婚、过世），修红旗渠就是为了改变生活、造福子孙。兰考县也是这样，风沙肆虐，有了焦裕禄那样的共产党干部领导带领大家战天斗地，牺牲个人一切，才换来幸福的今天……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英雄的先辈们。
中共中央党校张虎林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感人的故事有很多，如愚公移山等。中国人民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推翻了“三座大山”。这种精神与红旗渠精神是一致的。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这种精神。红旗渠的它体现了自力更生、不怕困难、团结奋斗、不怕牺牲的可贵品质，这种精神鼓舞着中华民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不断前进。这种精神的集中升华表现，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各种精神的高度结晶。林县人民在红旗渠精神的鼓舞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够克服那么大的困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红旗渠的革命精神，没有时间寿命，它是永恒的，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新华社、人民网和电视台记者采访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胡山
红旗渠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壮丽篇章，红旗渠精神更是鼓舞了几代人的强大力量。60多年前的林县“光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尚且有五丁开山，有鸟道可走，而太行层峦叠嶂，在缺技术、缺设备的那个年代，如此修渠无异天方夜谭。但林县人民没有退缩。岁月苍老容颜，石头磨损双手，却没有消磨林县人民的意志，他们苦战十个春秋，不可思议地在太行山间开通了幸福渠。问渠那得清如许，林县人民多壮志！红旗渠凝聚着林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他们用平凡的双手创造了人间奇迹，用青春筑成“生命之渠”，用热血化成“生命之水”，千秋万代滋养林州大地。
左起：胡山、王彤枬、王媛媛、李彤妍、牛皖平（2019年）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精神，需要深刻的领悟、学习、研究、传承和发扬光大。如何进一步深切感受和研究伟大的红旗渠精神，从中汲取养分，汲取智慧和力量，值得不断深刻思考。
2023年参观红旗渠。左起：胡山、李远玲、石宏岩
在英雄楷模常被庸俗解构、理想信念易遭现实消解的当下社会，红旗渠就像一个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符号，高悬巍巍太行，让人仰望，更带给人精神力量的震撼。正如林县老书记杨贵指出的，红旗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需要这种光芒四射之民族精神的信念支撑。
我们纪念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致敬那些战天斗地的英雄。
主席指示 大办水利
1958年11月1日，杨贵到新乡参加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晚饭后，他到驻地附近的一家浴池，准备痛痛快快洗个澡。在水比金贵的林县，洗澡都是一种奢侈。不过很快，他就被新乡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喊了出来：“快穿衣服，有急事！”
杨贵湿漉漉地套上衣服，跟着高雷上了吉普车。高雷告诉他，中央首长专列到了新乡火车站，毛主席要和地、县委的同志座谈。那时的林县和杨贵，已经由全国山区工作的先进典型，变成了“大跃进”的“后进分子”。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大炼钢铁和“放卫星”为主要指标。林县偏偏这两项“核心工作”都没做好。
地委要求上报1958年的夏粮产量，杨贵最初如实报亩产114斤。领导不满意，几经引导，让他加上新麦水分，杨贵大着胆子加了一成，亩产增加到125斤半。临近市县却是亩产几百斤、上千斤地往高里上报。数字报得越高越“先进”。林县山里有矿，山上有林，是新乡地区大炼钢铁的中心之一，可是一炉能用的钢也没炼出来。而杨贵焦虑的却是大炼钢铁抽走了几乎所有的精壮劳动力，水利建设无以为继。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接见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
毛泽东知道这个小小的县委书记，一见面，就握着杨贵的手说：“林县杨贵，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
座谈开始后，毛泽东先向在座的河南省、市、县负责人问起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情况，杨贵直言不讳。在浮夸风盛行、全国各行各业争相“放卫星”的形势下，杨贵的话让人捏了把汗。杨贵还当面抱怨：“林县这几年兴修水利，今年大秋作物长得很好。可是精壮劳力都出来炼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丰产却没有丰收。”
毛泽东明确表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办钢铁的劳力要撤下来。”说着，还伸出巴掌做了个“砍”的手势。
这之后，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一些纠正。不过，会议仍未摆脱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粮食、钢铁等产量的指标继续被提高。但是在林县，因为有了杨贵在专列上与毛泽东的那次座谈，大办水利有了“护身符”。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杨贵都非常激动：毛主席的话让自己心里有了底，这才敢继续大干水利，不然也不会有红旗渠那么大胆的设想。土法炼钢的小高炉只留下少数人维持，几万劳动力重新回到了水利建设工地。
到1959年，林县基本形成了南、北、中三个水利灌溉体系。那一年夏粮大丰收，也印证了水利工程的效用。林县县委已经准备宣告，几千年的缺水问题解决了。但是丰收的喜悦还没有散去，一场大旱再次降临林县，已修的水利设施无水可引，无水可蓄，在最需要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成了摆设。林县人又开始了翻山越岭挑水吃的日子。
十年九旱 贫瘠不毛
林县位于河南正北靠近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山高坡陡、土薄石厚、水源奇缺、十年九旱，极度贫瘠，2046平方公里的地域，一半是荒山野岭。林州境内有浊漳河、洹河、淅河、淇河4条河流，均属海河流域的卫河水系。这些河流都是季节性河流，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干涸状态。而且这些河流的河道都在林州的边缘地带，即便是丰水期，林州也只有很少的区域能得到滋润。而洹河出了林州不久就变得丰沛起来。距离林州最近的城市安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殷墟遗址就坐落在安阳的洹河之滨。
地表水匮乏，地下水更是难觅。地质资料表明，林州位于太行山地及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黄土高原的东沿。西部地壳以上升为主，而且侵蚀成密集的沟谷，太行山东侧断层较多，地壳十分破碎，像漏斗一样排泄着浅层基岩中的水分。
整个市域内，可方便开采浅层地下水的区域只有8平方公里左右。其余地区的地下水，多贮藏于山丘区及盆地的灰岩地层中，埋深多在200米以上，且地质结构复杂，开采难度大，代价高。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地下水才少量得以开发利用。
林州水源严重依赖雨水。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672.1毫米，在北方地区并不算很低，但受制于特殊地质构造，雨水降下来却留不住。“靠天吃饭”的林州很少得到上天眷顾，雨降得多一些便形成顺着山势奔腾而下的洪涝灾害。正常年景之下，雨水会很快流走、渗漏殆尽。在以农业为主的年代，大旱绝收、小旱薄收，多数岁月里，林州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据1995年版《红旗渠志》记载，在红旗渠修建之前，林县（1994年之后撤县设林州市）550个行政村中，有307个长年人畜饮水困难，有一百多个村要跑5公里以上取水吃。林县每年因取水误工达480万人，超过农业总投工的30%。也就是说，林县人每年将近4个月的时间都疲于奔波在漫长的取水山道。
林州的“荒年碑”是历代林州人对干旱的记录。合涧镇小寨村的“荒年碑”记述清光绪三年旱灾的悲惨情景：“……回忆凶年，不觉心惨，同受灾苦，山西河南，唯我林邑可怜……人口无食，十室之邑存二三……食人肉而疗饥，死道路而尸皆无肉，揭榆皮以充腹，入庄村而树尽无皮，由冬而春，由春而夏，人之死者大约十分有七矣……”
红旗渠，彻底改变了林州命运。提起这条人工天河，林州人都会带着深深的感恩之情说起：“没有他，就没有红旗渠！”
共产党员 杨贵其人
杨贵，曾用名杨绍青，1928年生于河南省汲县，1943年15岁光荣入党。1946年起先后任汲淇县五区区长，淇县六区区委书记等，带领武工队保护群众，打击敌人。全国拥军模范靳月英的丈夫，就是为掩护杨贵而牺牲的。1998年的靳月英老人，还能唱出50年前的《纳军鞋》歌谣——“纳呀纳呀纳军鞋，杨贵杨贵好区长，鞋壮路长打胜仗，保卫咱解放区好时光……”可见，年轻的杨贵在老区人民心中的地位。
1954年起，杨贵先后任河南省林县县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时，当时就下了决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非得把林县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变不可！他在林县整整工作21年，率领林县人民，修成了人工天河——红旗渠。
县委书记杨贵（前一）带领修渠大军上工
红旗渠工程1960年2月动工。修渠干部民工每天每人只有1斤原粮，3斤蔬菜，在艰难的施工条件下，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没有款项，物料自筹，不会技术就边干边学，知难而进，坚持苦干10个春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1250个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
如将挖砌的土石垒筑成宽2米、高3米的渠墙，足可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和哈尔滨连接起来。红旗渠成为中国水利建设上一面不朽的光辉旗帜。
重新安排 林县河山
耄耋之年的杨贵，满头银发，身躯高大，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河南乡音，依然浓重。
初到林县，杨贵带着工作组到马家山下乡调研，一路风尘仆仆。到了农户家想洗把脸，主人端上来一个铁洗脸盆。杨贵瞅了一眼，脸盆只有烩面碗大小，水还是半盆。这倒不说，这边厢洗着脸，那边厢不停地“叮嘱”：“您洗完脸千万别把水泼了，俺还等着用洗脸水喂牲口哩！”
杨贵说，林县给他这个年轻的县委书记准备了三道“杀威棒”：林县旱，生活苦，“要命病”多。“要命病”指的是当地因水源问题引发的食管癌、皮肤病、甲状腺等疾病。三道“杀威棒”的根源就是一个：缺水。
林县的症结清清楚楚摆在眼前，解决的途径再明显不过——兴修水利。但此路绝非坦途。林县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与干旱不断抗争的历史，千百年来未见实质改观，新一届的林县县委能有什么良策？
杨贵到林县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转变干部作风，发动各级党政干部去“摸大自然的脾气”，就是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寻找解决缺水问题的办法。
一场大兴水利的人民战争在林县展开了。世代饱受干旱之苦的林县人民热情高涨，林县水利工程成效显著。当年，《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的脚步声》为题发表长篇通讯，报道了林县两年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从大禹治水到1944年10月林县全境解放，三四千年时间，林县只有一万多亩水浇地……从1955年冬到1957年秋，两年时间，全县水浇地扩大了16万亩，全县可以利用水利设施灌溉的土地达到23.7万亩。”
现在的中原小城林州，名气几乎都来自红旗渠。杨贵告诉记者，其实在红旗渠通水之前十年，林县就因为山区水利工程而闻名全国。1957年的全国山区工作会上，林县被树立为全国典型，杨贵登台介绍经验，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奖状。
当时主持这次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表扬林县抓住山区工作主要矛盾，讲得生动，“有了水，闺女就往山上走，没有水，山上青年就找不到老婆。”带着全国山区工作会上的荣誉和鼓舞，杨贵回到林县。当年底，县委提出比解决缺水问题更具气魄的目标：“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人定胜天”，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笃信的信条——放诸今日，该观点也许值得商榷，但在当时却是中国人满怀激情建设新社会的豪迈宣言。几年后，比林县更全国闻名的大寨，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重新安排昔阳山河”。杨贵笑道，这句话是陈永贵从林县学去的。
杨贵带着专程来学习的陈永贵参观工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漆在峭壁之上，每个字都有数丈高。陈永贵一看就激动不已：“这个口号提得好，有气魄，鼓舞人。咱昔阳的山河也要重新安排。”
不过，在“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最初的计划中，并没有红旗渠。杨贵回忆，那时候有很多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像“让太行山低头，让淇、淅、洹河听用”等等，但是眼睛都是盯在林县境内。林县挖了英雄渠、天桥断渠、淇河渠等几百公里长的引水渠，修建了要子街、弓上、南谷洞三座水库，水利工程的规模前所未有。
战略决策 引漳入林
此前几年兴建的大规模水利工程没能使林县摆脱缺水的命运。是“无用功”？杨贵不这样认为：“倒应该感谢1959年那场干旱，它让县委从陶醉中清醒过来。我们对林县境内的降水、地表水、地下水进行了最大可能的利用，但水还是不够。这就证明只盯着林县，在家里打主意不行，逼着我们去县外找水。”
1959年6月，林县旱情日益严重起来。杨贵和县长李贵、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带队出发，分别沿着浊漳河、淇河、淅河溯流而上，翻山越岭去上游寻找新水。
找水这件事何需林县一、二把手亲力亲为？杨贵说：“水在林县是天大的事。要想做事，领导干部就是要冲锋在前，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没有这种做法，怎么带领群众往前奔？”
三个找水小组，一路步行，翻山越岭。很快，李贵小组和李运宝小组都失望而归，他们勘察了淇河和淅河沿线，水量皆不堪用。沿着浊漳河一路攀山而上的杨贵，却有了喜出望外的发现。
起初，杨贵的脚下只有干涸的河道，怪石嶙峋。偶有潺潺细流，却远不足以为林县所用。直到进入山西平顺县石城公社，远远地就听见峡谷中的隆隆水声。
顺着陡峭的山崖攀援而上，杨贵等人终于见到了这条梦寐以求的浊漳河真容。峡谷足有百米深，河水在谷底翻滚着，波涛汹涌。大旱之下的浊漳河，竟然有这么丰沛的流量，杨贵又喜又气。喜的是这条河水量巨大，足以成为水源地；气的是上天何以如此不公，林县也有浊漳河，却只是条汛期才有水流的季节河。
浊漳河在林县附近的河道非常复杂，支流众多，水量不均。林县的浊漳河只是其支流之一，平顺县的浊漳河才真的是主河道。这条浊漳河常年流量为每秒30立方米，年径流量达到7.3亿立方米。
半个月后，杨贵带着足以改变林县命运的浊漳河资料回来了。到家的第一夜，杨贵兴奋得彻夜难眠，一遍遍用红笔在地图上勾勒着引水线路。具体的引水点还有待详细勘测，浊漳河沿线标注的地名被杨贵圈了个遍。这些红圈引出的红线，弯弯曲曲地汇集到了林县的一个点上——坟头岭。
每条线都穿越着巍巍太行的层峦，这意味着未来的引水渠要面对的层层阻隔，工程难度和工程量可想而知。其实，林县浊漳河是一条现成的河道，从这里引水甚为方便，但杨贵却弃之不用。只有了解林县地貌，才能明白杨贵的苦衷。
林县的浊漳河从地势低洼的县域北侧流过，坟头岭是横在浊漳河西南侧的一道落差百米的高台。林县在1955年建设的天桥断渠，也是利用了浊漳河的水源，但灌溉面积只有三千余亩，就是因为水往低处流，不可能往上爬过坟头岭。
从平顺县引来的浊漳河水，只要到达海拔较高的坟头岭，就能让林县西部广袤的土地得到水源。随后进行的引水渠线路详勘表明，平顺县浊漳河河道比坟头岭的海拔高出将近9米。有了落差，水就能流到坟头岭。
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林县设想的引水点，不但出了林县，还出了河南省，在山西省平顺县。除了浊漳河，那里的水资源也谈不上丰沛，能同意把水分给林县一份吗？
杨贵一方面给河南省委打报告，汇报从山西引水的设想，请省委协调支持，一方面运作起了林县在山西的“高层路线”。林县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的太行五地委驻地。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就曾在林县工作，深知林县缺水之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林县从山西平顺引水的计划一路绿灯。
1959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扩大会议确定兴建引漳入林工程，也就是后来的红旗渠。不过，林县县委的决定虽然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却也在得到批复的同时被明确告知：资金、粮食方面不可能给予支持。
1959年的那场干旱，实际上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此前罔顾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严重的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河南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对引漳入林工程确实没有余力相助。甚至在新乡地委给林县的批复中，还含蓄地进行了劝阻：“林县可根据自己的财力、人力，考虑是否兴建这个工程。”
但林县人认准的事情绝不回头。在愚公移山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林县人要把这个故事真实地演绎出来。
千军万马 鏖战太行
1960年正月初七，中共林县县委得到了山西省委关于同意引漳入林的批复。万事俱备，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壮阔画卷，即将在他们的手中徐徐展开。
林县报刊载《引漳入林动员令》
2月10日晚，中共林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保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人民引漳入林动员令：“引漳入林是我县人民群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这一理想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伟大的划时代引漳入林工程，定于明天正式开工，这一工程建成，将使我县千年万代的旱地变成水田，无数荒山凸岭变成美丽的果园，沟沟有鱼塘，山坡种稻田，一年种三季，农业产量翻上再加番，来往行走都可乘船，从此龙王大权就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里。”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近4万名林县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车，从十几个公社向着浊漳河汇集。最后确定的引漳入林引水渠路线，渠首设在平顺县侯壁断，主干渠渠尾落在林县坟头岭，全长71公里。
侯壁断的海拔只比坟头岭高8.8米，这意味着，渠道每延伸8公里，垂直高度才能下降1米。而沿途经过的山体，都比这条渠的海拔高出许多。渠道只能像盘山公路一样，时而挂在半山腰上蜿蜒，时而洞穿山体，穿山而过。
山势陡峭得近乎垂直，实在摆不开每米一个人的挖渠队伍，林县县委只能把施工人数缩减了一半。4万人沿着勘测人员用白灰撒出的线路图，在太行山上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4万人，聚在一起声势浩大，但面对巍巍太行山，人又是何其渺小。工程真的开始了，林县人才真正感觉到了艰难。工程建设之初，林县没有任何外来支援。他们的家底真的能撑起这项工程吗？
杨贵说：“那时候林县的家底可是个大机密，只有我和几个县委领导知道，对上级都瞒着。”
这个“家底”中，最重要的是3000万斤储备粮，那是林县趁着前几年的丰收积攒下来的。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时，林县没有放，这些粮食可是实打实地存在了库里。
另一项“家底”是挪用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国家下拨了资金，林县有300万元存在专项户头。这些钱被林县偷偷地用在了引漳入林工程。后来此事被发现，有人反映到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哈哈一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用想得那么严重。动这笔钱合情合理。”这才给杨贵解了围。
杨贵说：“那时候搞工程不像现在先要算投资。我们不算这个。我们投入的是人，算一算粮食够吃，钱够买炸药、工具，那就干！”
林县很穷，真要给引漳入林工程算出工程预算，恐怕没等开工就打退堂鼓了。林县人又很倔，像移山的愚公一样倔，他们最大的财富是自己的双手。陡峭的山体上，根本没有大型机械施展的空间——即便有，林县人也用不起。他们用的就是镐头和钢钎。
山体上全是坚硬的花岗岩。钢钎竖在上面，几铁锤砸下去，往往只留下几个白点。林县自己生产的钢钎钢质软，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老红军顾贵山去找部队的老首长求援，搞到了一批抗美援朝时挖掘坑道剩下的钢钎。这些高标号的钢钎让挖渠大军如获至宝。他们舍不得将其一次性使用，而是截成几段，焊在原来的钢钎头上，一支变成了几支。
炸药是工程最大的资金花费。即便动用了专款，很快也捉襟见肘。林县人又打起了国家下拨物资的主意。用于农业的硝酸铵化肥，成分和TNT炸药差不多，挖渠大军对其土法改造，自己生产了几百吨炸药。
待到红旗渠全部完工后，林县才对整个工程的投入进行了核算。十年间，总干渠、三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万个，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85.06％。而这些自筹资金中，还包括了对修渠大军的投工折款——一个工一元钱，总投工3740.17万个，折合3740.17万元。
引漳入林工程开工时，杨贵正在郑州开会。直到20多天后，杨贵才赶回了林县，马上急匆匆地直接奔了工地。从坟头岭到侯壁断的总干渠施工现场，杨贵走了三天，越走越是心焦。
4万人摆在总干渠上全线出击，战线拉得太长，分散了力量，工程进展非常缓慢。而此前，林县对工程的艰巨性估计严重不足，“五一”建成总干渠的目标本就不可能实现。
到了山西境内，不少当地住户听说林县县委书记来了，又追着杨贵告起了状。天天放炮，像地震一样，把牲口吓跑不说，还把房子也震裂了，这样下去还怎么过日子？原来，由于技术人员不够，民工又看不懂图纸，漫山打眼放炮，一崩一个山头，有的挖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
从山西折返回来，杨贵马上在工程总指挥部召集了县委扩大会议。杨贵回忆说，这次会有两个作用，一是鼓劲，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已经调动起来，但是“五一”建成总干渠是不现实的，不能因此就泄气。第二是调整战略，集中力量突击山西境内的20公里渠道，修一段渠，通一段水，以通水促修渠，鼓舞群众。
事后证明，这次调整对修凿红旗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开工8个月后，引漳入林第一期工程，即山西段工程竣工通水。仅仅这一段，林县人就斩断了45座山崖，搬掉了13座山头，填平了85道山沟……
滚滚浊漳河水流到了林县边上，浪花拍打着林县的大门，极大振奋了林县人继续修渠的热情。正是这种修一段、成一段的分段施工模式，才使得红旗渠的建设能坚持10年之久，并最终得以全线贯通。也正是在那次林县县委扩大会议上，引漳入林工程被赋予了一个更催人奋进的名字——红旗渠。
青春热血 殷红战旗
修建红旗渠，林县人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鲜血和生命。十年建设过程中，共有81人牺牲在红旗渠工地上。
在红旗渠山西段的施工过程中，林县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技术员——工程技术股副股长吴祖太。
吴祖太烈士(1933-1960)，河南原阳人
在王家村隧道施工过程中，洞壁出现了裂缝。这条隧道的地下是砂石松散结构，为增加安全系数，负责施工设计的吴祖太已经将单孔隧道改为双孔，以减小跨度。但是3月28日收工时，工人们向吴祖太反映，洞壁上出现了裂缝。
吴祖太知道这是塌方的征兆，但仍然坚持进洞查看。塌方果然发生了，吴祖太再也没有走出来。吴祖太当时还不到30岁，毕业于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是林县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水利工程人员。红旗渠的勘测设计就是由他担纲。
没有水平仪，水就不可能流进林县，这可是8000：1的坡比。水平仪不够用，吴祖太就做了一种叫“水鸭子”的简易水平仪来代替。所谓“水鸭子”，实际就是在一个洗脸盆中盛上半盆水，再在盆里放上一个空碗浮在水面上，空碗上放上一根直棍，通过棍子两端的两点和要测定的点共三个点连成一条线，来测定水平是否准确。
杨贵回忆吴祖太：“林县的每一处水利工程，都有他留下的心血。他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张买江指着他小时候修渠的照片留影
红旗渠建设特等劳模张买江到工地时只有13岁。他的父母都是第一批建设者，父亲在红旗渠开工3个月后，被爆破的飞石击中头部。母亲赵翠英安葬了丈夫，又把儿子带到了工地。公社负责人不答应，赵翠英说：“红旗渠水流不过来，他爹合不上眼。让孩子接着干吧！”
张买江成了红旗渠工地上年龄最小的建设者。人小体弱，他帮着烧水送饭，身体渐渐长高，他学会了石匠、铁匠活儿，扛起最繁重的劳动。后来张买江又学了爆破，最危险的活儿也冲在前面……红旗渠修了10年，张买江在工地干了9年，被叔叔伯伯们称为“小老虎”。
落石和塌方，是红旗渠工地上最大的危险。为排除这样的隐患，指挥部成立了排险队，身材瘦小的任羊成第一个报了名，被推荐为排险队长。
红旗渠建设过程中的凌空除险作业。很多爆破工作需要在峭壁上打炮眼，工人们也是这个悬空的姿态
任羊成最常见的姿态，是用绳索捆住腰，从悬崖顶上垂下去。他手持长杆抓钩，身上背着铁锤、钢钎等工具，一直下到红旗渠工地的头顶上。那里，有被炸药炸酥了、震松了的石头，任羊成要把它们清除干净。这个工作和排雷一样，置身最危险的境地去清除危险。
“我‘死’过五回。”任羊成说，“阎王殿里报了名，可是阎王不收我。”
排险队长任羊成在工地上的留影。他的门牙是被落石打掉的。
这份危险的工作让任羊成丢了四颗门牙。那是一次除险过程中，一块石头正砸在嘴上。一排门牙被砸倒了，压在舌头上。任羊成张不开嘴，舌头也动弹不得。他从腰间拔出钎子，插进嘴里，生生把牙别了起来。随后吐出一口血水，四颗门牙随着被吐了出去。
他曾从半空中掉下来过，没有摔死，可是掉进了圪针窝（当地对带刺灌木丛的称呼）。工友们从他身上挑出了一捧圪针尖。
他长时间腰拴大绳悬空，身上被绳子勒出一条条血痕。血肉模糊，粘住衣服，脱衣服时要扯下一片血痂。磨得时间久了，腰上竟然结了老茧。
新华社原社长、当代著名新闻记者穆青（1921-2003），原名穆亚才，河南周口人
任羊成腰间的老茧，曾让穆青为之落泪。
1966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到河南采访，先在兰考写了焦裕禄，随后到林县准备写红旗渠。他结识了杨贵、任羊成。只是采访尚未完成，“文革”爆发，穆青被电话召回北京。没能写成红旗渠，成了穆青念念不忘的一件憾事。
直到1993年，穆青再次来到林县，又见到了任羊成。这一次，穆青写了反映任羊成事迹的长篇人物通讯《两张闪光的照片》。文中写到了第一次见到任羊成的情景：
“我问他身上是否还有绳索勒的伤痕？他说，还有。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这就是红旗渠精神！这就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旗渠上 红旗飘扬
1960年11月，红旗渠主干渠二期工程刚刚展开，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红旗渠被要求停工。
大跃进、浮夸风的恶果继续蔓延着，持续的自然灾害雪上加霜，逼迫着全中国勒紧裤带，基本建设项目已经全线“下马”。
中央有令，林县不得不遵从，但并没有完全执行：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组成青年突击队，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
“中央要求休整，是因为当时粮食紧张，停止工程建设，全力保证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时我们还有2000万斤储备粮，够吃两年的。中央指示要执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业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凿很长时间。留些人先啃下这块硬骨头，等形势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杨贵说。
他告诉记者，在三年困难时期，红旗渠的建设没有中断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
开凿青年洞时，上级经常派人下来检查。施工青年们在路边安置了观察哨，一旦发现有小车经过，立刻挥动红旗，示意洞内的人停止施工。等车走远后，又继续干。这样暗度陈仓的“小把戏”给林县惹了麻烦。
196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新乡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左”的偏差，一听林县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非常生气。林县组织部部长路加林正在新乡开会，不但不认错还直言谭震林偏听偏信。一怒之下，谭震林指示新乡地委撤了路加林的职，随后召杨贵到新乡开会，准备把林县树成反面典型。
到了会场，杨贵先接到了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的纸条：“争取早发言，深刻检查，争取主动。”杨贵知道，这是史向生在保护自己。这位省委领导一直尽自己最大可能地支持着红旗渠建设。青年洞偷偷施工最困难的时候，史向生还曾登上悬崖绝壁上的施工现场，慰问青年突击队。
但是杨贵没有做检查，而是情绪激动地讲起了林县的干旱，讲起了55万林县人为修建红旗渠的拼搏……
谭震林没有表态，会后马上派出调查组到林县了解情况。这之后，谭震林成了红旗渠的支持者，路加林的职务得到恢复，红旗渠建设又得以大张旗鼓进行了。1963年，红旗渠还被纳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全凭自力更生进行了4年的红旗渠建设，有了来自国家的支持。
多少年过去，杨贵对谭震林始终满怀敬意：“谭副总理了解了林县的真实情况后，对红旗渠建设一直关心支持。后来‘文革’中造反派揪斗我，谭副总理还竭力保护我。”
1964年12月1日，最艰险的71公里红旗渠总干渠全线竣工通水。水进了林县，马上显示出效益。这一年，林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23斤，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亩产超过400斤的县。
红旗渠建设并没有就此结束。浊漳河的水到了坟头岭，林县又将其一分为三，修了三条干渠。坟头岭由此改称分水岭。
这之后，还有59条支渠，416条斗渠，林县人要在自己的家乡织一张水网，滋润每一个角落。
正当林县准备一鼓作气建设配套工程时，疾风骤雨的“文革”开始了。一些造反派诬蔑红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杨贵也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长期遭受批斗。
但是跟着杨贵修成红旗渠的林县群众心里雪亮，他们给关押期间的杨贵兜里塞鸡蛋，往他怀里揣烙饼，最后干脆把他从关押地偷出来，送到山西，后又辗转送往北京。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反映杨贵的情况，周恩来保护了杨贵。
1967年，杨贵回到林县，任革委会主任。他没干别的，还是接着修渠。1969年7月6日，历经10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通水。林县人用自己的双手，战天斗地，彻底改变了干旱缺水的命运。
红旗渠完工后100天，杨贵调任洛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开始组织黑材料，声称要砍掉红旗渠的红旗。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措辞严厉地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红旗渠的红旗不能砍。”
这面红旗是砍不掉的。红旗渠已经成了镌刻在太行山麓的一座丰碑，留下一种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红旗之渠 廉政之渠
自1960年2月至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6865.64万元，累计消耗钢材123.5吨，水泥6705吨，炸药2740吨，单从这组有整有零的数字，足以想象背后是多么缜密的管理系统。
“爆破石头的炸药量都是有数的，工具无故超损要赔偿。”红旗渠特等劳模张买江在修渠中负责爆破，他记得很清楚，根据石头密度不同，规定的炸药使用量从2两到6两不等，鼓励节约、超用不补。
红旗渠纪念馆的展柜里，至今保留着几张票据，可以一窥当年的工程面貌。一张开具于1963年4月29日的发货票证显示，当时购买了总价375元的125根钢钎；某集体伙房账目记载，“天1561.5，粮2342.25，款624.50元”，今天若有心查询对照，可轻易算出人均消耗多少。
“修渠物资分类管理，出入有手续，调拨有凭据，月月清点。”曾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文全介绍，粮食、资金补助的发放程序也很严格，根据记工表、伙食表、工伤条等单据对照执行，几乎不可能虚报冒领。
靠制度管理权、物、钱的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腐败。研究者指出，把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早在半个世纪前的红旗渠建设中就得到了生动贯彻。
共产党员 责任担当
在经济困难的上世纪60年代，投入30万人力修建这样艰巨的太行绝壁空中水渠工程，当地干部群体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林县再缺水能渴到县委书记吗？”放着太平官不做，非要甘冒奇险，很多人会很不解。
老百姓会不会消极应对？上级会不会处罚、阻挠？工程胜算几何？百姓和政府能不能承受浩大工程失败之痛？这些尖锐的问题摆在林县县委面前。红旗渠总设计师、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回忆录中谈到，修渠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面对争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
缺水长期是林州最深、最痛的记忆，从清朝后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志上频现“大旱、连旱、凶旱、亢旱”等字眼，甚至有人因打翻水桶自责上吊。林县县委成员多番走访，确定修渠引水是老百姓的重大长远利益之所在。
红旗渠工程困难重重。修建初期，有人举报项目是领导干部“好大喜功、不切事迹的面子工程”，“林县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工程建设”，上上下下议论纷纷；总干渠修至一半，有关方面下达百日休整文件，要求停工；因为动用县里退赔款修建红旗渠，上级派来了调查组……
“要干好一件事，应该无私无畏、忍辱负重，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红旗渠通水后彻底改写了林州缺水的历史，成为造福一方的“幸福渠”。时隔多年回顾，杨贵总结，“如果碰到风险就退缩，再好的事情也办不成。”
红旗渠蕴含着对党的优良传统、共产党人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正确的群众观、利益观、政绩观和荣誉观的体现。
红旗渠建设劳模李天德回忆，在红旗渠工地上，看不出谁是干部，谁是民工。总指挥长、副县长马有金是抡大锤的好手，抡开12磅大锤，一口气能打一百多下。由于长期风吹日晒，他脸膛黝黑，人称“黑老马”，“县长”倒很少被提起。
干部和民工的区别，在领给养补助时最明显。当时除自带口粮外，工地上根据物资供应情况，给予一定补助。1960年2月至8月，民工补2市斤，干部补1.5市斤；1961年至1966年，民工补1.8市斤，干部补1.2市斤……干部的标准始终低于群众。
红旗渠总干渠建成通水
一碗小米干饭的故事至今仍为健在的修渠者津津乐道。有一天，炊事员看杨贵书记干活太累，偷偷给他蒸了一碗小米干饭。杨贵很生气：“群众吃啥我吃啥，这米饭谁蒸的谁吃！”最后，这碗干饭倒进大锅里煮成粥，30个人分着喝了。
“我最佩服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那时干部跟我们一起吃糠咽野菜。”在亲历群众讲述中，干部和民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级指挥部都是住山洞或搭席棚，没用修渠的钱盖过一间房。最困难的时候，总指挥部的办公经费连点煤油灯的开支都不够。
“党员干部能够领导人民办大事，前提是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否则将举步维艰。”红旗渠干部学院特聘教授申伏生指出，参与修渠的大小干部上千名，他们用行动彰显了党的纯洁信念和优良作风。
干部作风 民心向背
林州流传一句话，“干部能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干部能流一滴汗，群众的汗水流成河”。这是红旗渠建设时代留下的，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领会其中的深情厚谊。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时刻豁得出来，党员干部凭借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成为修渠群众的贴心人、主心骨。”申伏生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在密切干群关系、调动群众参与意识方面作用显著。
党员干部深入细致做群众思想动员，让老百姓明白是为谁修。据统计，开工第一天，就有三万七千人报名。6000多万元的红旗渠建设总投资，国家拨款仅占15%，85%都是群众自筹。
干部冲锋在前、与群众同甘共苦，形成了一种无声无形却强大有效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群众的修渠热情空前高涨。当时林州有50万人口，其中30万人参与了红旗渠建设。
干部作风关乎民心向背，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红旗渠是践行群众路线、汇聚群众力量的典型范例，党员干部以此为镜，可以直观对照出自身的不足。红旗渠是党和人民刻在太行山岩上的一座丰碑。十年艰苦奋斗，林州人民创造了奇迹，改变了家乡，更孕育产生了宝贵的红旗渠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
改革开放以来，林州人民不断赋予红旗渠精神新的内涵，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创业三部曲，实现了林州由山区贫困县向现代化新兴城市、生态旅游城市的跨越。
2019年3月23日上午八时许，人民的好书记杨贵同志骨灰从北京静静地运回林州，安放在红旗渠纪念馆东侧小山坡上。
1998年10月8日，杨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红旗渠精神进行了集中概括：“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红旗渠精神的根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红旗渠精神的灵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红旗渠精神的具体体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红旗渠精神的有力保障。”
在红旗渠精神的激励感召下，一代又一代林州人接续奋斗，取得改革发展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今天的林州人看来，心中分量最重的，依然是那条希望之渠、幸福之渠，以及它所凝结的宝贵精神财富。
每条河流都是有生命的，而“人工天河”红旗渠的生命力更加顽强、灵动。“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林州人民过去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与困难进行艰苦斗争的胜利者的形象，今天林州人在继承红旗渠精神的同时，还在不断创新思想，开拓视野，继续演绎着新时代的传奇。
时光荏苒，祖国发展日新月异，但永恒不变的是红旗渠精神。这一精神是林州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创业精神的真实写照。一代又一代像焦裕禄、杨贵那样的共产党干部，俯首为民耕，昂首向天歌，他们身上那种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会世世代代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创造人间新的伟大奇迹。
笔者：胡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首任青年部部长，中国法治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党委第207党支部书记。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
责任编辑：陈龙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