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新四军老战士郑英的传奇故事——谨以此文献给抗战胜利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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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老战士郑英的传奇故事

谨以此文献给抗战胜利80周年

口述/郑英整理/郭晓梅

写在前面的话：今年，我们迎来了伟大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军民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历史的长河中，红色记忆永不褪色，铁军精神世代传承，我将母亲郑英回忆录部分内容整理于后，敬献给抗战胜利80周年。

一、抗战篇

1927年11月，我出生在江苏省盐城市一户大家族里。1941年6月参加新四军，194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军部和第二师师部当过通讯员、侦察员、医务员，曾任抗大学员、班长、排长、卫生队队长。从入党那天起，我就把一切交给了党。我的青春是在革命战斗中度过的，经历南征北战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为没有虚度青春年华而深感欣慰，那烽火岁月历历在目……

1944年郑英在皖东战地医院.jpg

1944年郑英在皖东战地医院

陈毅军长为我改名

历史不会忘记，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军在蒋介石授意下，置民族大义、国难当头而不顾，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遭国民党军8万多人伏击，除2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难的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于1月17日发布通令，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针锋相对，于1月20日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城泰山庙重新成立。新四军9万将士活跃在大江南北，抗击日寇，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

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11月底在盐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陈毅任校长兼政委。

抗大五分校位于省立盐城中学，距我家不远，步行10分钟。1940年，我12岁就投身革命，经常帮助新四军送信、引路、送衣、洗衣等。在抗大五分校学习，新四军女兵给我讲革命道理，我要革命要参军的心愿越来越强烈。

1941年6月7日，是我漫长人生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天。那天下午，新四军张茜大姐（陈毅军长夫人）和路力行大姐（抗大五分校政治部主任余立金夫人）对我说：“小妹妹，今晚你在家等我们，不要睡觉，夜里12点钟我们来接你去参加新四军，听到门敲响三声，你就开门出来。”那天晚上，夜深人静，我兴奋地望着窗外的星空，静静地等待着。突然，三声门响打破了寂静，我在月亮下轻轻打开家门，看见张茜大姐和路大姐还有一位男同志来接我当兵了。张大姐低声对我说：“小妹妹，跟我们走吧！”就这样，我和父母弟妹不辞而别离开了家。

我穿上新四军军衣，走进了部队，踏上了抗日革命的征途。首长看我年少机灵，就留我在新四军军部当通讯员。陈毅军长问我“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首长：“我叫郑桂清，13岁。”陈军长笑着对我说：“我给你起两个字的名字好不好？就叫郑英吧，英雄的英，你要做英雄呵！”我喜欢陈军长给我起的名字，从此，首长和同志们都叫我郑英了……

我没有上过学，张茜大姐和路大姐教我识字、学唱抗战歌。行军打仗再累，我都坚持每天学写两个字。没有笔和纸，我拿树枝在地上写，后来我参加了军部识字班，文化进步很快。在训练中，我学习努力，不怕苦不怕累，从打背包，打绑腿，站岗放哨学起，直至学会使用枪支、投弹、拼刺、劈刀、格斗、摸爬滚打、冲锋腾跃这些军事技术，用游击战术打击日伪军，消灭敌人。我们行军前唱抗战歌曲《游击队之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军歌已成为我们新四军力量的源泉，鼓舞着战士们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如今我已90岁了，仍然爱听爱唱《新四军军歌》，听到这首歌，仿佛又回到了抗战烽火岁月……

战斗中不断成长

抗战时期，新四军成为华中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新四军由1万余人发展到31万余人，活跃在苏、浙、皖、豫、鄂等广大地区，先后参加了2.46万余次战斗，毙伤日寇伪军29.37万人，俘日、伪军12.42万人，另有5.4万日伪军向新四军反正，建立了苏南、苏中、淮南、淮北、皖江、鄂豫皖、湘赣、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巨大贡献。

1941年7月，新四军军部反“扫荡”，从盐城撤离向阜宁转移。我随军部在滨海一带打游击战，遇到日本鬼子就打，带着老乡去摸鬼子据点。晚上鬼子站岗，我们穿着伪装潜伏在据点附近，俯卧前行靠近鬼子杀了岗哨，夺鬼子的枪和刀，然后钻进敌据点抢武器。如被鬼子发现，我们扔手榴弹赶紧撤离。

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阜宁县，由于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进行“扫荡”，新四军伤员多，我去了军部直属卫生队，上战场急救伤员，跟着队长边干边学。在一次前线阵地救援中，敌机炸弹伤到我小腿，痛得我全身颤抖。战士们劝我到后方去，我觉得我没有伤到骨头，便咬着牙自己用力把弹片拔了出来，只见鲜血往外涌出，我撕下身上的衬衣包扎好伤口，坚持留在前线，继续救援其他伤员。如今，这道伤疤见证了那段抗战经历。

那时，日军机械化部队拥有新式武器，长柄大洋刀洋枪，天上是飞机，地面是大炮，狂轰滥炸，死难同胞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我们新四军用的是马拐子步枪，枪柄短，刺刀小而短，无法与鬼子的武器比。参战将士们靠的是坚定必胜的革命信念，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奋勇杀敌，用手中武器和血肉之躯打击敌人。我在前线阵地离鬼子很近，只有二三百米，看见新四军官兵们勇敢冲杀肉搏，有的牺牲在战场，负轻伤还在继续同敌人作战，日本鬼子残忍地用刺刀刺杀新四军身负重伤的战士。我们战场救护首先要快速把前线阵地存活的重伤员抢拖下来，护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进行急救包扎处理。对四肢骨折的伤员，我们用自制的夹板进行固定；对头部、胸腹部负伤的重伤员，我们转送去后方医院救治。由于当时敌人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部队的药品和医用器械来源十分困难，没有抗感染药和酒精，就用盐水消毒伤口，伤员换下来的纱布绷带洗干净再用，没有条件消毒。换药时，有的伤员伤口感染化脓长蛆，我用镊子一个一个夹出来，伤员们很坚强，忍着疼痛不叫一声。新四军卫生部部长宫乃泉教我，伤口上纱布干了揭不下来时不能硬揭，先用盐水浸湿纱布，慢慢揭开，这样可减轻伤员的疼痛，我将宫部长教给我的很多救治伤员的方法用于战地救援。前线新四军勇士们的精神和壮举感染着我，我在战场急救中表现勇敢，不怕牺牲，赢得首长嘉奖。

1942年下半年，日军准备3个特种师团，对苏北进行第二次大“扫荡”，企图摧毁新四军领导机关和苏北抗日根据地。为应付残酷的斗争，摆脱不利的地理环境，新四军军部、华中局及其直属部队离开阜宁停翅港，长驱转战数百里，向皖东津浦路转移。

1942年12月2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机关及直属队分成3个梯队，从阜宁地区西移，于1943年1月10日抵达黄花塘。黄花塘位于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是一个平常而不显眼的小村庄。作为新四军的军部，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在黄花塘军部多次出色完成了去六合、南京、上海等侦察任务，执行任务后又去军部卫生部工作，去战场救护队上前线阵地，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员，激昂雄壮的新四军军歌在我耳畔回响：“浴血奋战在罗霄山下，血染着我们的旗帜……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敌人还没有消灭，全国没有解放，只要生命不息，我就不能停止战斗。

半年后，我从新四军军部调入新四军第二师师部任班长，住在半塔集大刘郢。新四军第二师是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华中抗战的新四军主力部队，罗炳辉任师长。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与侵华日军总部所在地、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首都隔江相望，处于敌伪军事政治中枢的卧榻之旁。

1942年，津浦路东敌据点已增加到40个，伪据点22个，经常驻军的敌人有1746人、伪军7292人，六合归南京指挥，敌对我军“扫荡”时六合的敌人就会出来。为掌握南京方面日军情报，部队首长派我和刘竹清两人去南京执行侦察任务。我们到了敌占区南京江边码头，日军控制封锁了码头，设置路卡，对所有进出码头的人逐个进行严格搜查，验证身份。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封锁路卡的日军检查，就不能完成这次侦察任务。我急中生智，只有走地下是唯一的办法了。我和小刘决定，钻阴沟洞（下水道）。我人瘦小，很快钻进了码头附近的阴沟洞。19岁的小刘是男同志，身体高大些，没能钻进去，我只能一个人去完成任务。在黑暗潮湿、脏臭的地下沟道里，趴下身体艰难向前移行，我想到杀敌战场上牺牲的革命同志，无论再艰难我都要完成任务。爬着爬着，手被扎破了，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疼痛、在流血。我心想干革命连死都不怕，这点伤算什么，我继续向前移动，直到看见前面一丝亮光。快爬到沟道出口了，我高兴得忘记了疼痛，从阴沟洞出来，梳理头发，换上花旗袍，拿着白手绢，扮成城市姑娘，找到杂货店地下党联络站，用暗号和交通员接上了头，研究布置日军据点的侦察方案。在交通员掩护下，我们去了日军在南京的军事据点，潜藏在附近眺望、了解敌情，我用学会的代号和数字记录了日军步兵几个团、坦克多少辆、大炮多少门、枪支弹药的数量等兵力和武器装备情报，用三天时间我完成了侦察任务返回部队。首长看了我带回的日军军事情报，夸我干得好，特予以嘉奖。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新四军第二师和淮南根据地军民转入攻势作战，不断摧毁日伪据点，扩大淮南根据地。

一切为了抗战胜利

1943年秋，我因腹部逐渐膨大，在新四军二师师部医院住院，新四军卫生部部长宫乃泉给我检查诊断是“黑热病”。军部从苏北转移，不少人患上这种病，当时师部医院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药物，宫部长想方设法通过组织联系上海地下交通站的同志，艰难地买来药品给我治病。他很细致，有经验。宫部长关心我的成长，问我“你愿不愿意去学习当军医”，当时我因师部将要批准我加入党组织，而迟疑没有答复宫部长。我的“黑热病”经过住院治疗逐步好转，至年底离开了医院，又回到了师部。

1944年1月，我在新四军二师由军工部党支部书记吴运铎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参加革命后最幸福的时刻，那年我16岁。这一天永远在我的人生记忆中闪烁，我没有忘记对党的宣誓：我要为党的事业生命不息，革命不止，把一切交给党，一生献给共产主义！

年轻时的郑英

由于严重地遭受战争摧残破坏，敌人的严密经济封锁，随着敌后战争环境转向日益严重，我们的经济困难日增不减，唯有加紧大生产才是解决部队物质困难的良方，才能胜利完成坚持敌后新阶段的总任务。为战胜困难，新四军第二师全体指战员从1942年开始掀起学习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开办兵工厂、织布厂等。1943年11月11日，陈毅致电二师：“必须在持久战中阻止和击退桂顽进攻，党、政、军、民均应动员起来作自卫战，兵工生产需赶做。”

我身为共产党员，以革命需要为己任，从师部调到二师军工部任排长，负责检查兵器。我参加运送枪支弹药上前线阵地，通过敌军封锁线时冲破重重阻击，敌军飞机轰炸、枪炮射击，每一次都是生死考验。

1944年9月，二师军工部工作人员369人。其中，领导、政工干部32人，事务人员连级7人、排级11人、班级14人。每月生产寻榴弹1.4万个、枪榴弹1.5万个、枪榴弹筒60个、地雷500个、子弹3.5万、迫击炮弹300发，质量逐步提高，枪榴弹射程一般为200至650米，37毫米平射炮射程达2000米，可打穿6毫米钢板，加强型手榴弹能打小型坦克和碉堡。同时，还在部队系统建有被服厂14个，烟草公司14个，制革厂、水壶厂、铸锅厂、油米厂各1个。

新四军通过大生产自救运动，部队的物质供给情况有了极大改善，从武器、弹药供给到粮食、军需衣服的发放，都有了很大提高，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提高了部队的抗日作战能力。

1944年后，随着生产的武器质量提高和增多，抗日作战歼灭敌人的数量节节上升，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增强了战胜日寇的必胜信心。从此，我军由过去的防御性战略转向进攻战略，掌握了抗日战争的主动权，直至1945年9月2日，日寇向我军投降，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1944年春，我调入新四军第二师卫生部工作，奔赴抗日烽火战场战地救护伤员，将我的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新四军第二师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10次“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共作战3400余次，歼灭日、伪军6.1万，发展成为5万人的武装力量，创建和保卫了拥有330万人口、2.1万平方公里、17个县级政权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和淮南人民付出了极大代价，共伤亡2万余人，其中有我爱人郭云山的胞兄郭运才（1935年，兄弟俩一起参加红军）在“三打来安城”战斗中，与日寇拼杀壮烈牺牲，时年22岁。让我们永远怀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而英勇牺牲的革命英烈！

二、解放篇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虚与委蛇地与中共方面进行谈判，一方面急急忙忙把之前收缩于西南大后方的嫡系部队运往沦陷区，与身处抗战前线的人民军队抢地盘。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计划是要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指挥我军接收日伪占领区，把解放区连成一片。

我在新四军第二师、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南征北战，亲历了解放战争诸多重大战役、战斗。在那烽火年代，1946年4月10日，经新四军二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批准，我和大我11岁的老红军郭云山同志结为夫妻。我和云山按照约定等抗战胜利，在皖东战地结了婚，婚后有了孩子。我想全国还没解放，我不能停止战斗，一次次割舍骨肉上战场，随着大军一场战斗接着一场战斗，一直打到解放全中国。我和云山相敬互爱，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春夏秋冬。

1946年4月，郭云山与郑英结婚证明书与结婚证。

革命军人使命

1945年10月，我军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和部署，在山东主力部队挺进东北的同时，新四军军长陈毅遵照中共中央要求，率领新四军军部及大部分主力部队北移山东。我们抵达临沂，那时我怀着孩子，参加了保卫山东的战斗。在行军路上，我生下了男婴。孩子一出生就闻着战火硝烟，就为孩子取的地名名字“临沂”。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很是逗人喜欢，也给艰难的日子带来了欢乐。我和云山十分喜爱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但又十分为难，由于严酷危险的战争环境，云山一直在前线作战，我跟随大部队行军打仗，带着孩子很麻烦很困难。当时，国民党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1947年2月，我和云山所在华东野战军要打一场大规模运动战“莱芜战役”。云山上前线作战，我也要求参加卫生部战地救护卫生队上前线，于是我和云山商量决定：为了旧中国的劳苦大众都解放，我们革命不能因为儿女情长半途而废，战争是残酷的，不是我们不爱自己的儿子，是不能带上孩子打仗。云山看我要上前线参加战斗的决心坚定不移，他沉重地对我说：“你上前线阵地，孩子不能带，我同意把孩子送给老乡……”虽然我决心已定，却心如刀割，泪流满面。孩子是我的心头肉，哪有母亲不疼爱孩子的？我在艰难战争时期生下自己的骨肉，为了保卫山东解放区，不得已要将自己孩子送给当地老百姓。当时，通过部队组织上联系了临沂村庄一户姓杨的村民。

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风雪交加，一片漆黑，按约定时间，我怀抱着2个月的儿子，在云山陪同下悄悄来到了杨家。杨爹爹家3口人，有大娘和一个儿子，虽然他们的生活很贫困，但是这一家人淳朴厚道，通情达理。我向杨爹爹讲了要打仗送子的事，并将云山写好的字条交给了杨爹爹。我激动地说：“杨爹爹和大娘就是我的亲人，我和孩子的父亲都要上战场打仗，我们随时会牺牲回不来了，我的儿子就送给你们吧！”正当我忍痛把孩子轻轻地交给大娘时，襁褓里的儿子突然声声啼哭，我赶忙抱起给孩子喂奶，盯着他那张幼嫩的小脸，轻轻地亲吻着，泪水禁不住涌出，我心如刀割，深情轻轻放下入睡了的儿子。杨爹爹温和地对我说：“闺女，你放心去打仗吧，我们会喂养好孩子！”杨爹爹的一番暖心话让我很感激，我弯下身子向杨爹爹和大娘深深地鞠躬道谢，告别了两位可亲可敬的老乡。

后来听说，敌人搜查村庄，杨爹爹将孩子藏在地窖里，敌人来到杨爹爹家逼他交出共产党的孩子，杨爹爹说没有，敌人就对杨爹爹灌辣椒水、皮鞭抽打、用开水浇、点燃火烧、遍身流血，他至死还是没有交出孩子，被敌人活活打死。（整理者注：说到这里，妈妈哽咽的失声痛哭，比失去儿子还要悲痛！杨爹爹在妈妈心中不仅是贵人，早已是她的亲人！此时，任何语言都表达不了妈妈对杨爹爹的感激之情，敬重之情！）

之后，杨大娘精心喂养孩子，历经千辛万苦。孟良崮战役胜利后，杨大娘打听到部队的下落，那一天，天气晴朗，我听说有老乡找我，当我看见是杨大娘带着她的儿子，扁担上挑着两只箩筐，一边是我的儿子，一边是杨大娘亲手为孩子缝做的衣服、鞋子和吃的食物，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杨大娘亲切地对我说：“闺女，俺专程给你送孩子来了！”我脱口而出叫了一声“娘”！扑在了杨大娘怀里，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泪水悲喜交集。杨大娘从箩筐里抱出孩子交给我说：“闺女，孩子是革命的种子，你们共产党军队为我们穷人打敌人，我们乡亲应该保护好你们的孩子！”我被杨爹爹一家人的大义大爱深深感动，一生都忘不了他们的恩情，一直怀念他们……

一切献给党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的淮海战役，是我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内，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60万对敌80万，是我军战史上一次辉煌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淮海战役前夕下达了战斗动员令，我在征得云山同意后，又向陈毅司令员提出申请，要求上前线战斗。陈毅司令员问：“那你的两个孩子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不能因为有孩子就停止战斗，孩子送给老百姓。”陈毅司令员说：“郑英同志，你还是想上前线当英雄啊……”就这样，我再次忍痛将两个儿子，当时大儿子2岁，小儿子满月不久，分别送给了当地老百姓，纸条上分别写着：“老乡，我们随时要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和牺牲，孩子送给你们，不再要回。”我正在吃奶的第二个儿子幸运地送给了一户姓刘的小夫妇，他们的儿子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她的奶水愿意喂养两个孩子。我握着她的手说：“我要去打仗，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你喂养两个孩子不容易啊！”这位妇女说：“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俺们穷人过上太平的日子，你打敌人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孩子受苦。”乡亲的话刻在了我的心里，孩子的啼哭声像锥子一样刺痛我的心，我擦干眼泪咬着牙，头也不回地毅然决然地上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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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郑英戎装照

我和云山又一次告别了亲生骨肉，我们不仅面临生死考验，同时也面临亲情分离的痛苦。即使如此，为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使命，我强忍苦痛，舍生取义。每一次上战场对我来说都没有想到能活着回来，明天和解放是神圣的字眼，那时我只想为了国家的明天、人民的未来、千千万万后代的幸福，即使自己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在淮海战役前线，我始终牢记自己肩上的使命和责任，把乡亲们的支援化作力量，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抢救前线阵地伤员，用尽全力就是爬也要把伤员和牺牲的指战员背下阵地。一天，当我一人背下了20多名伤员，我胳膊和双腿血肉从磨破了的衣服中露出，我已忘记了疼痛和劳累，身上那股劲好像用不尽一样。

一次，我在前线阵地上看见一位战士瞪大眼睛，手里紧紧握着枪倒在血泊里，他的头部和胸前腿部多处受伤。我正准备急救，却发现他已经断气。我一阵心酸，悲痛化仇恨，立刻从他手中端起长枪，怒火在我胸中燃烧，看见眼前200米左右冲上来的敌人，我毫无畏惧猛烈开火，只见敌人一个个倒下……

一场战斗中，敌机轰炸，一位团首长身受重伤，我们纵队战地救护卫生队的刘队长，我亲眼看见他为了掩护趴在这位团长身上，敌机一梭子弹击穿了刘队长，他不幸牺牲。这时，我毫不犹豫奋不顾身飞奔过去，扑在受伤的团长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机轰炸和扫射。只听轰声巨响，一颗炸弹落下，爆炸的弹片深深扎进了我的小腿。我必须马上背送团长离开阵地救治，一阵剧痛，我咬牙用力把弹片拔了出来，鲜血喷涌而出，我立刻撕下身上的衬衣包扎好伤口，解下自己的绑腿将伤员固定在自己身上。我顾不得自己腿上伤口鲜血仍在流淌，匍匐前进将团长背下阵地，由担架转送医院救治。我立刻又返回前线，将牺牲的刘队长背下阵地，决不能让战友尸体留给敌人。刘队长和我1941年在新四军军部就是战友，淮海战役我们又同在纵队卫生部战地救护卫生队共同负责工作，他牺牲我很悲痛，至今都忘不了。

我参加淮海战役后，敌人千方百计想将共产党斩草除根。由于坏人告密，敌人知道了刘家两个男婴中有一个是共产党的，敌人残酷拷打逼着他们交出共产党的孩子，刘家乡亲为保护我们的孩子，忍痛将自己亲生骨肉交出去被敌人残害了。当我和云山知道后非常感动，在那样险恶和艰辛的环境下，山东乡亲刘夫妇为了收养人民军队的孩子，舍家舍命舍弃自己的骨肉，这是大恩大德啊！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山东参加了每场战役，是乡亲们收养了我的两个儿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在战火年代，我们军队女兵类同我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全国解放了，战争的硝烟散去，这些平凡的母亲出于当年的保密要求，她们很少向人说起这段不为人知的经历，然而她们在山东大地用无私大爱铸起了一座座丰碑。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兵力、装备都比国民党军队差很多，战场情况又复杂多变，但是我们的军队能打胜仗，歼灭了国民党军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和1个“绥靖”区的部队，共56个师55万余人。这样辉煌的胜利，靠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正确决策，华野、中野的密切配合，靠的是广大指战员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靠的是军民鱼水情老百姓全力以赴支援，才创造了我军战史上的奇迹！

1969年郑英送女儿郭晓梅参军学医.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