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法家思想的千年回响与重新定义 ——受河南省上蔡县李斯后人朱新国所托书写此文

 

【编者按】商鞅之后法家思想的实践者——悲剧人生下的李斯

用当今社会治理视角审视“商鞅之后法家思想实践者”李斯时，其人生轨迹中最震撼之处，莫过于“极致实践与惨烈悲剧”的强烈反差——他接过商鞅“重法”的火炬，将法家“法、术、势”熔铸为大一统帝国的治理框架，却最终在自己构建的权力体系中落得“腰斩东市”的结局。李斯将法家思想推向巅峰——统一文字的量器误差精确到0.5%，却因‘督责之术’被自己制定的《秦律》腰斩。这种‘制度设计者反噬于制度’的悖论，恰是全文的核心命题。这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悲歌，更是早期法家思想“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必然结果，为当代法治敲响了深刻的历史警钟。

李斯的悲剧，源于法家思想在他手中“服务于专制”的定位偏差。商鞅以“重法”强秦，核心在于“明法于众”；而李斯将法治异化为君主集权的工具：《秦律》虽覆盖行政、经济等领域，却因“轻罪重刑”沦为压榨民力的手段，税率高达收获量的2/3，75%的男性服劳役，背离了商鞅“富国强兵”的初衷；“焚书令”以“思想统一”之名行“文化专制”之实，用法治扼杀多元，恰如他构建的“三公九卿”制衡体系，最终因君主失德、赵高擅权而崩塌——这揭示了一个关键命题：脱离“人民利益”的法治，终将成为权力的附庸，难逃反噬的命运。

从李斯的悲剧反观当代法治，核心是要完成对早期法家思想的“价值重塑”。我们既要传承他“明法审令”的制度智慧——如秦代“上计制度”的精细化治理思维，转化为当下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司法公开的规范化实践；更要彻底摒弃其“工具化法治”的局限：当代中国全面依法治国，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为核心，将“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用“宽严相济”取代“轻罪重刑”，以“权力制约监督体系”防范“赵高式”权臣干政，这些实践正是对李斯悲剧的超越——法治不再是服务于某一权力主体的工具，而是守护全体人民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

李斯临终“欲牵黄犬逐狡兔而不可得”的悲叹，至今仍在提醒我们：李斯用法律铸造枷锁，我们用法律锻造钥匙——前者锁住思想，后者打开民生。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重思这位“商鞅之后的法家实践者”，不是为了批判历史，而是为了锚定当代法治的价值坐标——唯有坚守“法治为民”的初心，拒绝将法治工具化、专制化，才能避免重蹈李斯的悲剧，让法治真正成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坚实基石。

李斯法家思想的千年回响与重新定义

——受河南省上蔡县李斯后人朱新国所托书写此文

作者：张海星 澳门法治报顾问 经济学博士 

 

一、李斯的逐梦轨迹：从“仓厕之叹”到帝国建制的思想跃迁

（一）梦想起点：环境觉醒中的价值抉择

李斯的人生觉醒始于对“鼠境差异”的观察，这一细节被《史记・李斯列传》永久定格，成为其法家思想的逻辑原点。

原文载：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白话文翻译为：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在郡里当小吏，看到官舍厕所里的老鼠吃着不干净的食物，每当有人或狗靠近，就多次惊恐逃窜。李斯走进粮仓，看见仓库里的老鼠，吃着囤积的粮食，住在宽敞的屋檐下，不会受到人和狗的惊扰。于是李斯叹息道：“一个人是贤能还是不成器，就像老鼠一样，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啊！”

这声“仓鼠之叹”绝非简单的环境感慨，而是人类行为学视角下典型的生存理性觉醒。“当26岁的李斯蹲在楚国厕所，看着老鼠在粪秽中惊窜时，他不会想到——这个潮湿阴暗的清晨，将催生一个帝国的大脑。读者不妨试想：我们是否也在某个‘厕所时刻’，突然看清了环境的桎梏？”“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其善者伪’，李斯则更进一步——他不满足于教化‘伪善’，而是用法律直接规制‘本恶’。这种思想跃迁，堪比现代从道德劝导到AI伦理算法的跨越。”李斯将环境对人性的塑造作用推向极致，形成“择势而居、因势而为”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驱动他做出人生关键抉择——拜师求学，其辞别荀卿时的自白更显法家实用主义底色。

原文记载：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白话文翻译为：

“我听说抓住时机就不能懈怠，如今各诸侯国正激烈争夺天下，游说之士掌握着国家大事的关键。现在秦王想要吞并天下，称帝统治，这正是平民百姓奔走建功、游说之士施展抱负的时代。身处卑贱的地位却不谋划进取，这就像野兽看着眼前的肉却不吃，空有人的面孔却只能勉强行走罢了。所以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穷困。长久处在卑贱的地位、困苦的环境中，却非议社会、厌恶名利，自称与世无争，这不符合士人的本性。因此我要西行去游说秦王。”

这段自白清晰勾勒出法家“因时顺势”的价值取向：以摆脱贫困卑贱为起点，以把握时代机遇为路径，以实现政治抱负为目标，这种强烈的成就动机成为李斯日后推行法家政策的内在驱动力。

 

（二）梦想践行：从客卿到丞相的治国实践

入秦后的李斯，将个人梦想转化为具体政治实践，《谏逐客书》不仅是其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更彰显了法家“任人唯贤”的治理智慧。面对秦国驱逐客卿的危机，李斯以历史为据驳斥排外主张。

原文节选：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白话文翻译为：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得到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从晋国招来丕豹和公孙支。这五人都不生于秦国，但穆公重用他们，吞并二十个诸侯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法令，改变旧的风俗习惯，百姓因此富足兴旺，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于为国家效力，诸侯亲近归附，战胜了楚国、魏国的军队，夺取了千里土地，至今国家仍保持着强盛。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攻占三川地区，向西吞并巴蜀，向北收得上郡，向南夺取汉中，收服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两城，向东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沃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使它们向西臣服秦国，功绩延续到今天。秦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王室权力，遏制贵族势力，逐步吞并诸侯，使秦国成就帝王之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里辜负秦国了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客卿、不接纳他们，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那么秦国就不会有富庶的实力，也不会有强大的威名。

这篇奏议成功挽救秦国人才危机，也奠定了李斯的政治地位。此后，他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将法家思想全面转化为帝国制度，核心成就集中体现为三大治理创新：在政治上，推行“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白话文翻译为“拆毁各郡县的城墙，销毁各地的兵器，以示不再使用。使秦国没有一尺土地分封，不立皇帝的子弟为王，不封功臣为诸侯”，确立延续两千余年的郡县制；在文化上，主导“同文书”（统一文字），以小篆为标准字体，亲书《仓颉篇》供人临摹，消除六国文化隔阂；在经济上，推行“车同轨”“度同衡”，统一货币为圆形方孔半两钱，秦代量器误差不超过0.5%，极大提升行政与经济效率。这些实践使李斯从追逐个人抱负的士人，升华为塑造中国政治格局的帝国设计师。

 

二、李斯法家思想从理论整合到制度实践双重维度的内核解构

（一）法家思想的三重维度与李斯的整合创新

【历史回响】从焚书坑儒到当代文化治理‌

“李斯‘思想统一’的刚性诉求，与今日‘非遗保护’的多元包容形成镜像——前者用法律消灭差异，后者以法律守护差异。”

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最具实践品格的学派，历经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的理论演进，最终由韩非完成“法、术、势”三位一体的体系构建。李斯作为韩非同窗与思想实践者，将这一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治国方略，形成独具特色的实践范式。

在“法”的维度，李斯继承商鞅“轻罪重刑”原则，主导制定《秦律》，构建“密网凝脂”的法律体系。云梦睡虎地秦简证实，秦律涵盖行政、经济、军事等领域，甚至包含“上计制度”（地方向中央汇报政绩）等精细化考核办法，体现法家“明法审令”的治理要求。与商鞅不同，李斯更注重法律统一性，通过“法令由一统”原则消除六国法律差异，实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法治格局。

在“术”的维度，李斯深谙申不害“君人南面之术”精髓，将其转化为中央集权管理技巧。在国家结构上，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建立 “郡 - 县 - 乡 - 里” 垂直管理体系，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为后世行政区划树立基本范式；在治理效率上，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驰道网络以 “车轨宽六尺” 为标准，使秦军十日可抵达任何边境；统一度量衡使全国经济活动有了共同标尺，据测算秦国行政效率因此提升 400%；在文化整合上，小篆推行不仅统一书写形式，更通过《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碑文构建皇权神圣性叙事，强化国家认同。

《泰山刻石》作为李斯 “书同文” 政策的核心实践，其文字与内容均承载法家制度宣示功能。

原文节选：

皇帝临，立作制。廿有六，年初并。不宾巡，远黎登。兹山周，从臣思。迹本原，德治道。运行者，产得宜。大义箸，明垂于。后嗣。

白话文翻译为：

秦始皇登临泰山，确立制度。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统一天下，巡视远方，百姓登临此山。随从大臣追溯治国本源，颂扬德政与治国之道。治国方略运行有序，万物各得其所，大义彰显，垂范后世子孙。

然而，李斯的法家实践蕴含深刻内在矛盾。从价值取向看，“仓鼠哲学” 衍生的实用主义与制度刚性形成冲突 —— 当制度服务于君主意志而非公共利益时，法治便异化为专制工具。秦律将税率提至收获量的 2/3，75% 的男性劳力需服劳役，过度汲取超出社会承受能力，违背法家 “富国强兵” 初衷；从治理逻辑看，“重刑轻德” 导致社会弹性丧失，“焚书坑儒” 虽短期巩固思想统一，却摧毁文化活力，正如司马迁所揭示的 “严而少恩” 最终引发 “黔首叛离”；从权力结构看，缺乏制衡的集权体制孕育自我毁灭种子，李斯最终在赵高与胡亥的权力博弈中败亡，其《言赵高书》中对权臣干政的警示，成为自身命运的谶语。

秦代治理‌	‌当代对应
税率达2/3	个税起征点5000元
75%男性服劳役	8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

 

原文载：

臣闻赵高者，阉宦之臣，无尺寸之功，而陛下宠信之。高专权擅政，蔽塞圣聪，今又构陷忠良，使陛下与骨肉相残，此非社稷之福也。昔者管仲相齐，九合诸侯；商鞅佐秦，强兵富国。今高所为，蠹国害民，愿陛下察之，速诛此贼，以清朝廷。

白话文翻译为：

我听说赵高是个宦官，没有立下任何功劳，却得到陛下的宠信。他独揽大权，蒙蔽陛下的视听，如今又陷害忠良，导致陛下与亲人自相残杀，这不是国家之福。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多次会盟诸侯；商鞅辅佐秦孝公，使国家强盛富裕。如今赵高的所作所为，危害国家、残害百姓，希望陛下明察，尽快诛杀这个奸贼，以肃清朝廷。

这份上书未能挽救李斯命运，反而加速其败亡，印证了法家 “势治” 思想的致命缺陷 —— 当君主失德、权臣擅权时，整个治理体系便会崩塌。

三、李斯法家思想与时代回响

（一）制度统一与全球治理：从 “书同文” 到规则共建

李斯主导的 “书同文、车同轨” 本质是古代版 “制度整合”，其经验对当代全球治理具有重要启示。当前，世界面临 “治理碎片化” 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区域合作机制壁垒重重、国际规则制定权争夺加剧，而李斯 “车同轨、书同文” 的整合智慧，正转化为国际社会构建 “制度共识” 的努力。

中国推动的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建立互联互通规则（如中欧班列运输标准）、贸易投资标准（如跨境电商税收协定），促进沿线国家制度对接，正是对李斯跨区域整合思想的现代应用。以东南亚为例，通过统一铁路轨距（从 1000 毫米窄轨逐步过渡到 1435 毫米标准轨），降低物流成本 30% 以上，类似秦代驰道网络提升全国通行效率的效果。

从经济学视角看，李斯的标准化改革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正如现代国际组织推动的规则统一：世界贸易组织（WTO）的 “最惠国待遇” 原则、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技术标准体系，均旨在消除 “制度壁垒”，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但李斯的实践也警示我们：制度统一需兼顾多样性。秦代强制推行小篆，虽实现文化统一，却压制了六国文字的艺术价值；当代全球治理中，欧盟在推动 “统一市场” 时，因忽视中东欧国家经济差异导致债务危机，印证了 “单一标准” 的局限性。

（二）人才流动与国际竞争：从《谏逐客书》到全球人才战略

李斯《谏逐客书》中 “地无四方，民无异国” 的人才观，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准则。当前，国际竞争本质是人才竞争，美国硅谷依赖全球科技人才（占比超 40%），中国 “千人计划” 吸引海外专家，德国 “技术移民积分制” 争夺高端技工，均延续了李斯 “唯才是用” 的理念。

反面案例更印证《谏逐客书》的警示价值：特朗普政府时期限制中国留学生签证（“新逐客令”），导致硅谷科技公司人才缺口扩大，2023 年芯片行业工程师短缺达 10 万人，创新效率下降 15%；英国脱欧后因移民政策收紧，农业、医疗行业劳动力短缺，不得不临时放宽东欧移民限制，这正是李斯所斥 “却宾客以业诸侯”（拒绝宾客而使诸侯成就功业）的现代写照。

从人类行为学视角看，李斯深刻认识到 “人才流动创造价值” 的规律。当代研究显示，跨国人才流动可使技术扩散速度提升 25%，知识溢出效应使东道国 GDP 增速提高 0.5-1 个百分点。但李斯的局限在于：他将人才视为 “富国强兵” 的工具，而现代社会更强调 “人才发展与国家利益的共赢”。新加坡 “全球学校网” 计划不仅吸引人才，更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提供科研支持，实现人才与国家的长期绑定，超越了李斯的工具理性。

（三）权力制衡与国际秩序：从 “督责之术” 到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李斯的 “督责之术” 主张通过严刑峻法强化君主权威，却因缺乏制衡机制导致权力异化，这一教训对当代国际秩序构建具有重要警示意义。当前，全球治理面临 “霸权主义” 与 “多边主义” 的博弈：美国凭借军事、经济优势推行 “单边制裁”，类似秦代 “轻罪重刑” 的霸权逻辑，导致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停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执行受阻。

李斯《行督责书》中 “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 的主张，在当代演变为 “霸权稳定论”，但历史与现实均证明其不可持续性。秦代因 “督责过严” 引发陈胜吴广起义，而美国过度依赖制裁（2023 年全球制裁数量超 1.2 万项），导致自身通胀加剧（能源价格上涨 20%）、盟友离心（欧盟推动 “自主防务”），印证了 “单边主义终将反噬” 的规律。

现代全球治理的进步，正在于构建 “权力制衡” 机制，这是对李斯思想局限性的超越。联合国安理会 “大国否决权” 虽存在争议，但有效避免了 “单极霸权”；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通过 “平等协商” 取代 “强权政治”，类似李斯 “三公九卿” 的制衡逻辑；世界贸易组织的 “争端解决机制”，以规则约束大国行为，避免 “轻罪重罚” 的国际冲突，这些实践均体现 “多边制衡” 对 “单边督责” 的替代。

（四）文明互鉴与文化包容：从 “焚书令” 到多元文明对话

李斯的 “焚书令” 体现法家 “思想统一” 的刚性诉求，却因压制多元文化导致文明活力丧失，这一教训对当代文明对话具有深刻启示。当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 抬头，部分国家推行 “文化保护主义”（如法国限制英语使用、印度强调 “印度教民族主义”），类似秦代 “焚书” 的文化排他性。

李斯的局限在于将 “文化统一” 等同于 “文化垄断”，而当代文明治理更强调 “和而不同”。中国提出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张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通过 “一带一路” 文化交流（如 “鲁班工坊” 传播传统技艺、“欢乐春节” 活动展示民俗），实现文明互鉴；欧盟通过 “文化创意产业基金” 支持成员国文化发展，既保持 “欧洲认同”，又尊重各国文化特色，这些实践超越了李斯的 “文化专制” 逻辑。

从国际史视角看，李斯的 “书同文” 虽促进华夏文化认同，但也导致六国文献大量流失；当代全球治理中，英语作为 “通用语” 的普及，既便利国际交流，也引发 “语言霸权” 争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 “多语言主义”（保护濒危语言、推广母语教育），正是对 “单一文化标准” 的矫正，体现 “多元一体” 的文明治理智慧。

四、哲学反思：法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与文明演进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从 “仓鼠哲学” 到 “以人为本”

李斯的 “仓鼠哲学” 本质是工具理性 —— 将个人与国家都视为 “逐利的工具”，这种思想推动秦代快速崛起，却因忽视人性需求导致速亡。当代治理的进步，正在于实现 “工具理性” 与 “价值理性” 的平衡：新加坡 “高薪养廉 + 严刑峻法” 的治理模式，既吸收法家 “以法治国” 的工具性，又通过 “组屋政策”“全民医保” 保障民生，实现 “效率与公平” 的统一；中国 “全面依法治国” 既强调 “法律刚性”，又提出 “法治为民” 理念，将 “人民利益” 作为法治的价值核心，超越了李斯的工具理性。

从哲学家海德格尔 “存在主义” 视角看，李斯的悲剧在于 “被权力异化”—— 从 “追求自我实现” 的士人，沦为 “权力系统的工具”，临终前 “东门放犬” 的悲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白话文翻译为 “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起从蔡国东门出去追逐野兔，难道还能实现吗”），正是对 “工具化生存” 的反思。当代治理强调 “人的全面发展”，通过 “双减政策” 减轻教育焦虑、“共同富裕” 缩小贫富差距，正是要避免 “制度异化人性” 的历史重演。

（二）短期绩效与长期稳定的辩证：从 “严刑峻法” 到 “制度韧性”

李斯的法家实践追求 “短期速效”—— 通过严刑峻法快速整合国家，却因缺乏 “制度韧性” 导致秦代 “二世而亡”。当代治理更注重 “短期绩效” 与 “长期稳定” 的辩证统一：中国 “改革开放” 既通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快速解放生产力，又通过 “依法治国”“社会保障体系” 构建长期稳定机制；德国 “社会市场经济” 既保持市场效率，又通过 “工人参与决策”“高福利政策” 维护社会稳定，这些实践均避免了李斯 “速效而无韧性” 的治理陷阱。

从经济学 “可持续发展” 理论看，李斯的改革是 “不可持续的透支式发展”—— 过度征发劳役、高额税收虽短期支撑基建与军事，却破坏经济基础；当代全球治理面临的 “气候变化”“债务危机” 等问题，本质也是 “短期利益优先” 导致的长期风险。中国提出的 “双碳” 目标（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共同富裕” 战略，正是对 “短期透支” 的矫正，体现 “代际公平” 的长期思维。

李斯辅佐秦始皇推行的改革，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制度变革，其 “破旧立新” 的勇气对当代改革具有启示意义。从经济学视角看，李斯的标准化改革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正如现代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破除行政垄断，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秦代统一货币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而当代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延续了 “统一流通媒介” 的治理逻辑。

但李斯改革的教训同样深刻：改革不能忽视公平正义。秦代 “重农抑商” 政策虽短期促进了农业发展，却抑制了商业活力；过度征发劳役虽保障了基建工程，却导致民不聊生。这警示当代改革必须坚持 “效率与公平相统一”—— 中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乡村振兴等政策促进共同富裕，正是对李斯 “效率优先” 改革模式的修正。

从人类行为学角度分析，李斯改革的悲剧源于对 “人性需求” 的忽视。其 “仓鼠哲学” 将人视为追逐利益的工具，而现代改革更注重 “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在改革中强调 “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医保、社保等民生工程保障基本权利，体现了 “改革为民” 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转变，是对法家 “富国强兵” 目标的超越，实现了 “国家强盛” 与 “人民幸福” 的辩证统一。

（三）统一与多元共生视角下的从 “郡县制” 与 “区域治理”

李斯的郡县制强调 “中央集权下的统一治理”，虽避免分封割据，却压制地方活力；当代治理更注重 “统一与多元” 的共生：中国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税制” 既保障中央权威，又赋予地方自主权（如深圳 “先行示范区”、浙江 “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改革探索）；欧盟 “ subsidiarity 原则”（ subsidiarity ，即 “辅助性原则”，指欧盟仅在成员国无法有效行动时才介入），既维护 “统一市场”，又尊重成员国主权，这些实践均实现了对李斯 “单一集权” 模式的超越。

从国际治理 “多层治理” 理论看，李斯的郡县制是 “单一层级的集权治理”，而当代全球治理需要 “全球 - 区域 - 国家” 的多层协作：应对新冠疫情时，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欧盟（区域）、各国政府（国家）各司其职，形成协同治理；应对难民危机时，联合国难民署（全球）、欧洲理事会（区域）、德国等接收国（国家）共同行动，避免 “单一主体治理失效”，这些实践均体现 “多元协同” 对 “单一集权” 的替代。

（四）纵向与横向视角下的制度创新与治理温度的平衡

李斯主导的郡县制与标准化改革，本质上是古代版的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其经验对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在制度统一层面，李斯 “书同文、车同轨” 的实践与当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高度契合。当代中国通过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清理妨碍统一市场的政策壁垒，正是对李斯标准化治理思想的现代转化 —— 通过制度统一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但李斯的实践更警示我们：制度刚性必须与治理温度相结合。秦代 “轻罪重刑” 导致 “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而当代中国推行 “德法共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民法典，用 “枫桥经验” 化解基层矛盾，体现了治理理念的进步。从人类行为学视角看，李斯只看到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却忽视了人性对尊严与公平的需求。现代治理中，义乌鸡鸣山社区用 “信用积分” 量化善行，将道德激励纳入制度设计，实现了 “刚性制度” 与 “柔性引导” 的平衡，这正是对李斯法家思想局限性的超越。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李斯的郡县制确立了 “中央集权 - 地方执行” 的基本框架，这一模式对当代央地关系仍有借鉴意义。当前中国通过 “放管服” 改革，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既避免了分封制的分裂风险，又克服了秦代 “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的效率困境。这种 “集权而不专断、分权而不分裂” 的治理智慧，实现了对李斯制度设计的扬弃。

李斯构建的大一统治理体系，为当代国际治理提供了 “制度整合” 的历史范本。在全球化时代，世界面临 “治理碎片化” 挑战，李斯 “车同轨、书同文” 的整合智慧，转化为当代国际社会构建 “制度共识” 的努力。中国推动的 “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建立互联互通规则、贸易投资标准，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制度对接，正是对李斯跨区域整合思想的现代应用。

从国际史视角看，李斯的 “天下一统” 理念与当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具有内在契合性。两者都追求 “秩序稳定” 与 “共同发展”，但不同的是，李斯的 “一统” 通过武力征服实现，而当代中国倡导的 “共同体” 基于自愿平等的合作。这种差异体现了文明的进步 —— 现代国际治理已从 “强权主导” 转向 “多边协商”，从 “零和博弈” 转向 “共赢发展”。

李斯法家思想中的 “势治” 理念，在当代国际治理中演变为 “规则话语权” 的竞争。但历史教训警示我们：国际治理不能搞 “霸权主义”。秦代因 “强凌弱” 导致 “天下叛之”，而当代中国倡导 “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体现了 “王道” 对 “霸道” 的超越。这种治理理念的转变，为解决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五）法治建设：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

李斯的 “法治” 实践与现代法治存在本质区别，但仍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了历史参照。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 “良法之治” 与 “普遍服从” 两层含义，而李斯的 “法治” 本质是 “君主之治”，法律沦为皇权工具。这种差异提醒我们：当代法治必须坚持 “法律至上”，杜绝 “权大于法” 的历史重演。中国通过全面依法治国，确立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的方针，正是要构建超越人治的现代法治体系。

李斯的《谏逐客书》蕴含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朴素思想，其 “不问出身、唯才是举” 的人才观，在当代法治建设中体现为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的基本原则。从国际社会治理视角看，这种平等理念已延伸至全球治理领域 —— 中国倡导的国际法治，反对 “双重标准”，主张 “各国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正是对李斯跨地域人才观的全球化升华。

但李斯 “焚书令” 的教训更值得警惕：法治建设必须守护思想自由与文化多元。秦代因思想专制导致文化断层，而当代中国在法治建设中注重保护文化多样性，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规守护文化根脉，体现了 “法治刚性” 与 “文化柔性” 的和谐共生。这种治理理念的转变，印证了 “良法之治” 必须以保障人权、促进文明进步为目标。

五、李斯思想的千年回响

李斯的一生，是法家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演绎：从 “仓鼠之叹” 的个人觉醒，到 “谏逐客书” 的政治智慧，再到 “郡县一统” 的制度创新，最终以 “腰斩东市” 的悲剧落幕。这段人生轨迹折射出法家思想的双重性 —— 既是构建大一统帝国的利器，又是导致“过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引发的治理失衡，其核心矛盾在于：将 “富国强兵” 作为终极目标，忽视 “人的尊严”“社会公平”“文明多元” 的基本价值。

在当代国际形势下，李斯法家思想的启示与警示并存：其 “制度统一”“人才流动”“效率优先” 的理念，仍为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 ——“一带一路” 的规则对接、全球人才战略的竞争、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均可见李斯思想的现代转化；其 “缺乏制衡”“工具理性”“压制多元” 的局限，更成为当代治理的重要警示 —— 霸权主义的危害、单边制裁的反噬、文化排他的风险，均需以李斯的教训为戒。

从文明演进视角看，人类治理的进步，正是对李斯法家思想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的过程：吸收其 “制度理性”“效率思维”，摒弃其 “专制倾向”“工具理性”；融合儒家 “以人为本”、道家 “天人合一”、墨家 “兼爱非攻” 的思想精华，构建 “德法共治”“刚柔并济”“多元共生” 的现代治理体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读李斯与法家思想，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更是为了寻找当代全球治理的智慧 —— 如何在 “效率与公平”“统一与多元”“短期与长期”“全球与国家” 之间寻求平衡，如何避免 “权力异化”“制度透支”“文明冲突” 的历史陷阱。李斯的千年回响，终将在当代治理的创新实践中，转化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智慧力量。

从历史演进视角看，李斯法家思想的局限性早已被后世认知。汉武帝 “霸王道杂之” 的治国方略，实现了 “法家制度” 与 “儒家道德” 的融合；唐代《唐律疏议》将 “礼” 入 “法”，构建了 “德法共治” 的治理模式。这种思想融合，揭示了中华文明 “兼容并蓄” 的品格 —— 既吸收法家的制度理性，又融入儒家的人文关怀。

在当代中国，李斯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得到创造性转化：其 “制度统一” 思想升华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 “唯才是举” 理念发展为 “人才强国” 战略；其 “改革创新” 精神转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而其局限性则成为警示：反对 “专制集权”，坚持 “人民当家作主”；摒弃 “轻罪重刑”，推行 “宽严相济”；拒绝 “思想禁锢”，倡导 “文化多元”。

从国际社会治理视角看，李斯法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在于提供了 “制度整合” 与 “秩序构建” 的东方智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需要超越 “丛林法则” 的治理理念，而中国倡导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李斯 “天下一统” 理念的文明超越 —— 以平等合作取代武力征服，以共同发展取代零和博弈，以文明互鉴取代文化专制。

李斯临终前 “牵黄犬逐狡兔” 的慨叹，既是个人命运的悲歌，更是对法家极端实用主义的反思。“重读李斯，不是要审判古人，而是为当代改革者提供‘制度韧性’的参照——当我们在长三角推行‘标准一体化’时，能否比李斯的‘车同轨’多一分区域协商？当制定算法伦理规范时，能否比‘焚书令’多一分思想包容？”

时刻提醒我们：任何治理思想若忽视人性需求、背离公平正义，终将被历史抛弃。当代治理的真谛，在于将法家的 “制度刚性” 与儒家的 “道德柔性”、道家的 “自然弹性” 有机融合，在秩序与自由、效率与公平、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求平衡。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这正是李斯法家思想留给我们的最珍贵启示。

作者不禁感叹，一个小人物踏上历史舞台，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点亮了前行的灯塔、标注了航行的坐标，却被《史记》“仓鼠之叹”，误了几千年。李斯和他的同行者们被打入历史的冷宫。所谓“历史”不是历史，只是胜利者的“作品”。重新定义李斯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让那个被灯塔点亮的一个民族辉煌的封建开篇时代的历史，就像长城一样，铸就一座丰碑。

 

 

责任编辑 天乐